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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之末

序章之末 · 五

  弗拉基米尔的温暖是他被洪流席卷之前那段春日的余晖。那时他还尚未理解苦难的含义。他看灰色是阿尔忒弥斯的皎洁光辉,看阴云是春雨乘坐的列车和彩虹梳妆前的面纱。那时他所见的历史是一座宏伟的巴别塔,他所踏上的每一步都伴着天堂传来的歌声。

  当他轻轻掀开了幕布的一角,看到的是他从未见过的残酷真相。最终他选择离开故地,辞别无瑕的通天白塔。他与那片散发着玫瑰和梦境清香的土地告别,怀着对世界的悲悯,说:

  “我们将在没有黑暗之处相会。”

  在那之后,清晨的钟声中不再带着橘子与柠檬的甜酸气息。可直到他终于能与重逢的故友抒发心中所想,他仍然对这个阴影中的世界没有丝毫怨言。当他感慨两个人离别的数个夏秋之远,却只是在内心最深处浮现起他们在那个不需要纠结于立场的往日时光。他想到正如他们在街角书店的偶遇,他们的相识同样是让他们惊叹的无数巧合之一:他们的父辈几乎是文坛上的论敌,却让二人通过一封辩论信成为至交好友。若干年后,弗拉基米尔仍然能回忆起在他的个子刚刚能轻易取出邮箱中的信件的那年,他悄悄拆开写有父亲笔名的那封信,看到他素不相识的寄信者用沉重的语调叙述正在酝酿的内战阴谋,其中使用的数个专有名词对他而言与信封上的笔名一样陌生。他怀着好奇心和对战争仅有的童话一般的理解向他的父亲询问,却只得到了令他迷茫的解释——这是他第一次感到未来是一团模糊的迷雾,而非洒满阳光的晨间小道。

  十余年过去,弗拉基米尔·马特洛索夫已经习惯了对未来的迷茫,也习惯了彻底将他侵蚀的无力感。直至他第一次对起义者射击的那一刻,他仍然没有彻底熄灭对未来的希望。那时他对着眼前的淋漓鲜血轻轻说,请原谅我,然而就连他自己也无法原谅自己。他已经不会在去想他所生活的世界究竟更像是马孔多还是大洋国,在他被子弹击穿的那一刻,旁观者们会看到他似乎闭上双眼轻笑着,仿佛对他的结局并无异议。那一天的天气很好,或许会让人回想起柏林墙坍塌或克里姆林宫降下红旗,人群中同样在某一刻响起欢呼声,而他再也无法对他自己生命的每一个瞬间拥有解释的权利。

  弗拉基米尔·马特洛索夫将会被后世形容为一个十恶不赦的刽子手,而陈新阳、廖丽娅·苏里科娃和薇妮拉·舒博兰登也会有同样的结局。在处决弗拉基米尔之后的第二天,革命的先锋们照例歌颂着他们的胜利,如同他们已经将一切黑暗彻底从这极北之地抹除。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这种狂欢的氛围终于逐渐消散,导火索或许是李星火的遇刺或是廖丽娅和薇妮拉的分道扬镳。此后危机感开始在党内外蔓延,一如当年那个旧政府对革命者们凝重的宣战。

  薇妮拉·舒博兰登绝不会坐以待毙。她找到情报部的干部刘趋翌商讨一个政治警察部门存在的必要性,把她安排为这个新部门的部长,全权负责危险分子的清查。刘趋翌抬手向领袖敬礼,却眯着眼摆出一副得意的表情。薇妮拉看出她的轻蔑,但她仍然对这位与她并肩战斗了数年的情报工作者无可奈何。在对公事的讨论过后,薇妮拉请刘趋翌坐在办公室墙边的靠椅上陪她聊天,这让她们想起了这革命之前她们曾经在书店里畅谈与革命和未来无关的事物。但最终她们不可避免地谈到共和国,谈到即将成立的安全部,轻松氛围随即散去,二人都意识到她们之间的博弈绝非出于其中一方的个人意愿。薇妮拉向刘趋翌询问她对这个新部门的看法,年轻的干部又眯起眼睛,将右腿轻轻搭在左腿上,仿佛坐在贵宾椅上的她才是这间办公室真正的主人:

  “Wir sind überall……真不错。¹”

  薇妮拉完全没有读懂,却看出她肆意表露的轻蔑,她冷笑着质问那位狂妄的客人她究竟想说什么,然而这根本无法震慑她:

  “我的小女孩,这可是必修历史。”

  “刘趋翌,注意你的身份!”

  “那……我再次感谢您将安全部交给我。”

  薇妮拉甚至想不出来她还有什么理由不立刻拔枪击穿此人的脑袋以宣示主权,可她终究没有这样做。在刘趋翌离开后,她看到在那把椅子上多了一袋巧克力糖,装饰精美的包装袋上贴着一张字条,用工整的俄语笔迹写着“给我最好的同志”。她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是把那袋糖放到抽屉里,用食指和中指轻揉自己的太阳穴,念叨着:

  “我早晚要开除她,我早晚要开除她……”

  在革命成功后的某一天,陈新阳才意识到他对革命成果的不满。那一次他终于想摆脱革命者的标签回到他的学术研究上,却由于论文中一句对前政府赞许之言而被警告。他看着安全部的警告信上列举的禁令,回想起曾经朝花学社的关停,回想起朝阳书店桌子上贴着的莫谈国事,他忽然感到迷茫。此时书店已经成为革命博物馆,每一个他所熟悉的物件旁都立着禁止触碰的告示,莫谈国事的标签仍然贴在桌子上,那已经被认为是旧政权思想压迫的体现。他不知何时已经厌倦了重复一致的口号和赞歌。他感到空虚。政治警察是一样的、文化管制是一样的、报章上永恒不变的赞颂是一样的、对反抗者的压制是一样的——他仍然可以回想起建国后的罢工者如何被当成人民的敌人被镇压。他在书店里踱步,看着或年轻或年老的参观者们小声重复着革命者们的丰功伟绩,却感到不真实。他已经无法说服自己了。当他看到木质的桌椅排得整齐,柜台上弥漫着若有若无的茶香,他会想到的是在歌功颂德的文字还未出现的某一年他与朋友们度过的下午,在那之后,那些最自由和热爱自由的人们都渐行渐远,最终成为某个钢铁秩序的标志。

  陈新阳来到了卡尔·蔡特拉斯上校的墓前,布包里装着两瓶伏特加、一支康乃馨和一支玫瑰。前政府的上校被葬在一片偏僻的树林里,只有一块墓碑静静立在树影斑驳之下,墓志铭上没有他作为军官的丰功伟绩,只有诗一般的寥寥数语。他欲言无言,沉默着俯身放下两支红得过于鲜艳的花,打开一瓶烈酒,倒半瓶在花瓣和泥土上,倒半瓶在自己的喉咙里。他从未喝过这样烈的酒,他感到他的心脏像是被焚烧了一样,精神迷离,以至于产生幻觉,看到一个身穿前国安局制服的亡灵对他举杯。他许久无法适应,他低声絮语,他大声疾呼,他靠着回忆的幻想消磨时间至日头渐落,树影挪移着拼出无规则的序列又被打散,直至光斑被晚霞取代,草叶和树影中都被蒙上一抹红。陈新阳已然酩酊大醉,他在混沌中回顾着当年的话题,让人不知这时是三年前还是五年前,不知究竟那时的故友几人仍存于世。待到他稍稍清醒,在迷蒙中只见冰冷的碑和被烈酒冲洗过的鲜花,它们已在晚霞中静默太久。他终究是想起上一秒还与之争吵政事的军官早已永久地离开了,而此时革命者陈新阳的衣领上别着黎明的勋章,他因而失去了针砭时弊的资格。

  他仰头远望着天边落暮遍天赤霞,他失声痛哭。

  而此时就连晚霞也将离他而去。

  卡尔·蔡特拉斯上校死得无愧于他的军衔。那是他率领一支政府军与游击队作战的第三天,他的队伍里只剩下几百人,他们被包围,他下令军队与共和国共存共亡。他被子弹击中胸膛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冲锋”,那一瞬间他仍然保持着发号施令的姿势,直到涌出鲜血的重伤让他僵直倒在地上。此时的共和国的统治已经走向末路,战死的上校甚至没有得到他应有的葬礼,只是由他的老朋友弗拉基米尔·马特洛索夫警官在他越来越无法完成的任务罅隙中简单操办。这时每一家人都会在抽屉里放一面红旗和一面蓝旗,并无差别地对穿着制服的人尊敬又疏远。人们会根据几家靠近车站的城市中最豪华的酒店的灯光和喊声判断游击队和政府军的战况,其中有一些勇敢的会在军队在街上巡逻时下注,给某一方的军官献花,如果他们幸运会得到几个赏钱或是一句承诺,而运气差的会在下一次占领者的更替中被揭发,被当做敌人拘捕或者枪决。弗拉基米尔最终把卡尔葬在了一片白桦林里,在墓志铭上没有陈述他的丰功伟绩,如果不看名字,人们或许会认为那碑是为牺牲的革命者所做:

  “现在我们的内心还燃烧着自由之火,

  现在我们正直的心还没有死亡,

  我的朋友,我们要把我们的心灵的

  美丽的激情,都献给我们的祖邦。²”

  当陈新阳来到卡尔墓前,看到这几句题在墓碑上的诗的那一刻,他仿佛又回到了若干年前他在书店中与他的朋友们讨论文学和政治的日子。可是唯物主义者不相信死后的世界,他就算立刻杀死自己也无法与他们重逢,他只能思念,他与他的记忆永远隔着一面看不见的壁垒,而就连思念都成了不被允许的罪过——一名革命者只应向往未来。他记忆中的过去已经成了谎言,他的每一段与史书中不符的回忆都成了幻觉,他将瓶中的烈酒一饮而尽,他还从未喝过这样的烈酒,刹那间,他看到他的回忆带着林中摇曳的影子向他走来……

  “我的同志们,”此时他已经无法抑制他的眼泪,“我永远的同志们……”

  就算是弗拉基米尔的故乡新西伯利亚,那个繁华的首都,也并非没有革命的赤色暗流。在维森学院——从几十年之前就是全国最著名的学院——的校区附近,一家咖啡厅在中央广场放射状的街道上开设着,这就是黎明工会的革命者和朝花学社的学者的据点之一,也同样有着一个带着意象的名字:清晨。与其他开设在繁华地段的商铺一样,这间咖啡厅装潢雅致,每天会有衣着光鲜的顾客来来往往,室内一尘不染,留声机里播放着舒缓的音乐,暖黄色的灯光恰到好处的照亮每一个角落。咖啡厅的二楼的阁楼并不对外开放,那是一间黎明工会的秘密会议厅,而良好的隔音手段让这间房间里发生的所有谈话都无法被外界察觉。由于缺少保密措施,会议厅里并不像朝阳书店的暗室那样摆满了违禁的书籍,看上去仅仅是一间休息室。咖啡厅的员工由黎明工会总部安排,有时也会招几个可靠的进步学生做工。如果说朝阳书店被刘趋翌设计成裕泰茶楼的翻版,那么在清晨咖啡厅或许可以找到《悲惨世界》中ABC朋友社经常聚会的缪夏咖啡厅的影子:实在是与书中所述并无二致,在会议室里发生的每一次激烈而充满革命乐观精神的讨论都不免让年轻人们期盼着他们真正在街垒上向统治者的军队开枪的一天,没有人会怀疑在一次革命过后将会有一个代表着光明和希望的新政权建成,多么激励人心——一次属于他们的革命!

  弗拉基米尔·马特洛索夫警官偶尔会得到回到他记忆中的那个繁华城市的机会,因此他也阴差阳错地与这一据点的革命者们有了交集。他第一次来到这间咖啡馆是一个冬日的午后,新年的氛围给他目之所及的一切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色,他走进咖啡厅,柜台旁几个大学生年龄的青年正在探讨着圣诞节——这是核战战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节日,时至今日也仍被重视——他们谈到耶稣与天主教,谈到火刑柱与贞德,谈到宗教改革与资产阶级革命,弗拉基米尔猜想这可能是他们的论文命题,于是在点了杯美式咖啡过后就坐在离他们最近的位置上旁听着。他们的交流告一段落时,其中一位有着漂亮金棕色眼睛的高个子注意到弗拉基米尔望向他们的视线,他对他轻轻笑了笑,而弗拉基米尔也用同样的微笑回应。

  “您好,先生。”青年向他打招呼,“祝您圣诞快乐。”

  “也祝您圣诞快乐。”

  “您是个生面孔,从拿破仑格勒来的?”

  “在斯密工作,但之前是新西伯利亚人。”

  “喔,工业区——为什么要到那边去?”

  弗拉基米尔并没有回答,对方看上去若有所思,点点头,接着对他说:

  “先生,试问您尊姓大名?”

  “弗拉基米尔·马特洛索夫。”

  “您好,马特洛索夫先生,我是佩特科斯·克里斯蒂安——前面的是姓。”

  “很高兴认识您,佩特科斯先生。”

  “向您介绍一下,”克里斯蒂安看向他身边的几位青年,“这位是科莱恩·舒博兰登,这位是赫尔曼·穆勒,这位是沈熙晓。朋友们,这位是弗拉基米尔·马特洛索夫。”

  于是年轻人们相互认识了。

  在假期的几天里,弗拉基米尔经常来到咖啡馆与几位朋友聊天——就像他在朝阳书店里做的那样。几位店员在交流中偶尔会提到朝花学社,这让弗拉基米尔不由得想到陈新阳,他的确能从这些青年人身上看到他的影子,他们同样有活力、有理想,热爱文学与历史,却没有陈新阳那样激进。他们显然经历了更多锻炼,不会轻易表露立场,完全不会引起弗拉基米尔的怀疑,而他们对弗拉基米尔的判断也很模糊并带着些危险:这位温柔的文学爱好者不是前朝花学社或黎明工会的成员,就是伪装成前者监视他们的特务。直到弗拉基米尔结束假期回到岗位,他们的交流仍然顺利,也并没有意外发生,因此几位革命者们并没有对他过多怀疑,作为年轻人,他们还是更愿意自己身边多出一个朋友,而不是一个需要时时刻刻监视和斗智斗勇的敌人。

  若干年后,当弗拉基米尔被枪决时,克里斯蒂安站在人群中央,这时他已经有了黎明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头衔。他有些恍然,不由得重新想起他在几年前的阁楼会议中曾提醒他的同志们对弗拉基米尔保持警惕,他却成为了与他走得最近的人——在弗拉基米尔离开新西伯利亚后,二人仍然常保持着书信联系。他不得不承认弗拉基米尔身上的文人气质十分具有吸引力,他有时会产生让他加入革命的想法。这想法与陈新阳不谋而合,而他们彻底失去联系的那一天,也正是弗拉基米尔与陈新阳关系破裂的那天。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克里斯蒂安才意识到弗拉基米尔一开始就是他的敌人,这时就算是他也会油然而生一种被背叛的失望。但在弗拉基米尔被处决的那一次公审大会上,他仍然镇定心绪,没有跟着人群中的呼声一起声讨旧时代的官僚,只是用金棕色眼睛望着他,后者此时正低着头接受群众的辱骂并等待行刑那一刹那的来临。克里斯蒂安内心五味杂陈,他似乎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这样一个温善的人会走上暴力执法的道路。他对自己说,克里斯蒂安,你在为人民公敌开脱,无论如何他已经成为了罪人,革命不会原谅他,人民不会原谅他……

  “不是我想要杀你,”他自言自语一样用极小的声音对他曾经的朋友说,“是革命要杀你。”

  他没有想到这句话有一天会原封不动地交还予他。数年后,他也成为了公审大会的受审者,那时他已经被持续不断的审讯折磨得精神恍惚,不受自身控制地承认了他未曾犯过的罪行,可是仍然没有理解自己究竟在何时做了哪些危害党和人民的事。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夜晚,当新任领导人薇妮拉·舒博兰登来到他的牢房,向他告别——或许也是向他宣称自己的胜利者身份,他只是坐在角落里,把头埋在两膝之间,甚至没有去看她。

  他只是问:“是我做错了什么吗?”

  “您已经成为人民的敌人了。”他可以听到来者声音中的笑意,“现在,是人民想杀你。”

  此时薇妮拉已经除掉了她的几乎每一个敌人。她在闲暇时会回顾自己的无数次死里逃生,每一次都是他人代替她死亡。或许她从一开始就死了,就连她自己也被她杀死了。她已经无法去想现在的她究竟还剩下什么,在她与黎明共同的荣光中,她如此孤独,孤独得像她处死费德莫尔克那天他对她的诅咒。

  当曾经的审讯官在审讯室中被折磨得遍体鳞伤,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时,他才真正意识到这位在鲜血中成长的女孩究竟能残忍到哪种地步。或许此时的场景在他们几年前的第一次相见就已经注定了。在得胜者将她那段一直不愿意提起的过往像陈列战利品一般一一道来时,费德打断了她:

  “你这个嗜血的暴君,你永远也别想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无耻的间谍,你没有资格说这些。”

  “你迟早会被你的党背叛。”

  “我会杀死每一个叛徒。”

  “哈哈,那你应该先杀死自己。”

  “我应该先杀了你。”

  若干年后,当薇妮拉再次回忆起这段对话,她会恐惧于那位死刑犯的预言,同时由于结束对话的那声枪响而感到些许坦然。最终是她赢了,每一次都是她赢了。

  “刘趋翌,”于是她如往常一样向安全部发号施令道,“请继续清查佩特科斯余党。”


[1]:德语,“我们无处不在”,民主德国史塔西的口号。

[2]:出自普希金《致恰达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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