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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之末

序章之末 · 七

  当新生的帝摩克莱斯政府还没有残暴到需要让百姓们放弃自己的生活投身革命的时候,人们比起政治更常交谈面包和蔬菜的价格,过于向往未来或过去会被评价为不切实际。那时弗拉基米尔的母亲由于超脱世俗并未被人理解,直至弗拉基米尔死后,才有被剥夺自由的文人意识到那是在乱世中逃离狂热的最好方法,因而文坛和民间出现了无数有关她下落的谣言,从劳改营到安全部,直至共产主义者不应该相信的地狱和天堂,她近乎无处不在。

  对于这位无处不在的伊莎贝尔,我们一般不称她的父姓或是夫姓,也不称她是谁的母亲,她似乎从一开始就无法被剥夺自由,因此也不该被冠上与她无关的称呼。她出生于一个优渥的家庭中,无忧无虑地成长和创作,并由于在那样一个环境下——核战战后重建、居民文化互斥、政府内部勾心斗角——仍然能保持没有奢靡感的纯洁的无忧无虑而成名。在她作为一名备受关注的诗人获得颇多奖项时,她忽然更换笔名,再也不发表诗作,在一夜之间让自己转职成了一名童话作家,没人知道其中原因,或许仅仅是因为她厌烦了曾经的身份和荣誉。体裁的改变并未影响她天赋的发挥,她仍然著名,笔名的更换也并未对她的读者起到任何迷惑作用,她的风格过于明显,就算是刚刚学会读写的孩子也能看出其中相似。没人知道她为什么组建家庭甚至育有一子,但她确实把她的浪漫和在文学上的天赋分毫不差地传给了弗拉基米尔·马特洛索夫,并被他改写成了一篇悲剧。当弗拉基米尔·马特洛索夫面对行刑队时,他的父亲将劳改营中度过余生,而他的母亲早已下落不明。他的一生是最震撼人心的小说素材,但整个社会主义共和国没有人敢于取用。

  在伊莎贝尔笔下的故事里成长的一代,我们不能说他们会因为她创造的乌托邦而对未来充满向往,他们同时也是在炮火下成长的一代。有无数人因此妻离子散,甚至连姓名都丢失掉,直至弗拉基米尔在公审大会上面对行刑队时,他仍然无法理解流浪者维克多对世界的淡漠,仿佛天地之间除了他自己别无任何事物。维克多的年龄并不比弗拉基米尔相差多少,但战火和命运已经将他们竖切成了两代人。若干年后将会有无数著作铺开陈述发生在这流浪的一代人的故事,无论其中包含的情感是褒是贬,如果令当事人阅读定会被评价为胡扯,但这并不是作者们的错——他们完全无法触碰到真相。

  在弗拉基米尔·马特洛索夫被处决之后,陈新阳向政府申请辞去了他在国立古文明研究所的职位,购置了远离人烟的一间小屋,寻了家小报靠微薄的稿酬维生。在他漫长的余生中,他所做的唯一被他自己定义为有意义的事情就是用一页又一页的稿纸写下他这几十年来的所见所闻,每当写完一页就立刻将其烧掉。在他最开始落笔的那一刻,他仿佛又回到了在朝阳书店与弗拉基米尔重逢的那个午后,那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八月的下午,窗外杨树和桦树的叶子低垂着,仿佛要睡着了一样。这样一个叙事的起始点太早也太晚,陈新阳不得不按照他记忆中的顺序而非时间推移将它和它所引起的其他回忆书写一遍又一遍。每周三是周报的交稿日,他会将稿纸的灰烬倒掉,购置足够写一周的白纸和足够吃一周的口粮,除此之外没人再在任何地方见过他。在那个可以被称为红色恐怖的年代,他的销声匿迹让很大一部分与他并无深交的黎明干部误认为他已经被抹除,只有刘趋翌偶尔会去见他,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冬月接替薇妮拉职权的第三个月,此时思想罪的时代已经过去,刘趋翌部长仍是那一副玩世不恭的模样,只有陈新阳的作家的眼睛能看出她已经不再年轻了。陈新阳给刘趋翌沏了杯茶,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并没有用语言交流。刘趋翌可以看出,在每一次他来陈新阳家做客时,这间屋子的陈设都比上一次来时更像朝阳书店的布局,在刘趋翌最后一次光顾时,她已经身处于一个朝阳书店的翻版,坐在贴着莫谈国事标签的木桌旁,用朝阳书店的茶杯喝着与当年味道相同的茶。

  刘趋翌叹了口气,终于打破沉默:

  “你越来越念旧了。”

  “你也是。”

  “为什么这么说?”

  “你能看出我越来越念旧了。”

  刘趋翌没再说话,陈新阳引向下一个话题:

  “当初那边的那些,现在还剩下几个?——你、我、冬月……”

  “没有了。”

  “嗯,没有了。”

  在那之后刘趋翌再也没来过,陈新阳猜测她大约是死了。一段时间过后,在他出门的那天,所有人都在议论着安全部部长的遇刺身亡。他摇了摇头,说:

  “又是刺杀,就一点也不能有什么新花样。”

  陈新阳并没有为刘趋翌的死过于悲伤,他仍然在誊写着他的故事。他越来越不循章法,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他把两次同样发生在五月的革命安排到一起,下一页写帝摩克莱斯国安局和黎明安全部的成立,写完满满一页就点火烧掉。他逐渐理解了古往今来的独裁者销毁真相时的快感,便更加狂热地记录和焚烧。直到后来他将他道听途说的故事也加了进去,他将他想象出来却不知其真伪的故事也加了进去,到最后他甚至不知道哪些是真、哪些是假,他写道,在弗拉基米尔·马特洛索夫在公审大会上面对行刑队时,正看着他的故友远远向他奔来。

  弗拉基米尔曾向陈新阳讲述流浪者的故事。如果陈新阳没有在他长久的记录和销毁程序中出现什么大的差错,他会回想起曾有一位名为维克多的流浪者出于偶然与弗拉基米尔相遇并成为了熟悉的陌生人,直到最后也没能让这段关系更进一步。弗拉基米尔直至行刑前也无法知晓的是,在那场日后被他当成历史论文题目的战争中,人们所受的苦难远比他想象和纸上谈兵一般讨论得出的结果要深重得多,他完全不可能理解他怀着理想主义的热爱想要拯救的一切,最终只是在子弹击穿他头颅的那一刻留下永久也无法弥补的遗憾。

  维克多从一开始就没有姓氏,他甚至忘了自己是如何成长到他开始记事的年纪。他像“流浪一代”的每一个人一样对饥饿、战争、死亡习以为常,偶尔会在无法忍受的冬夜里与几位陌生人共享食物与庇护所,但当他在与伙伴们共度的长夜中醒来,就算眼前只剩数具尸体,也不会产生任何悲伤之情。随着战争越来越残酷,他见到无数来自各个繁华的大城市却出于各种原因家破人亡的逃难者,其中相当一部分完全无法适应流浪生活在饥寒交迫中死去,维克多只当他欣赏了一出适者生存的达尔文主义大戏。他曾见过一个显然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年轻人抱着他濒临饿死的妹妹哭泣,这让他不由得想起不久前发生在他身上的惨剧。在他由儿童成长为青年的那一年,他曾与一名来自中产阶级的少女相遇,他被她身上的理想主义和热爱吸引,无法否认的是在若干年后当他面对弗拉基米尔时他也在他身上发现了同样的温暖光辉,可那时他已经不再奢求他本就得不到的东西。维克多在与那位乐观的少女度过的时光中逐渐理解了希望的含义,她却在他刚刚醒来的某个清晨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四处寻找,在他几近绝望时他终于在某条小路的偏僻拐角处看到了她——下一秒种她被子弹击中胸膛,维克多只来得及触碰她的尸体。

  若干年后,在弗拉基米尔·马特洛索夫的头颅被子弹击穿的那一刻之前,他完全不会想到会有同样的巧合发生在他和他的故友陈新阳身上,维克多已经无法得知这个巧合。此时他已经被判处永久劳役,弗拉基米尔正是酿成此事的罪魁祸首。在暗无天日的劳役生涯中,他再次遇到了当初那位与妹妹相依为命的年轻人——那时出于某种共情心理,他把他刚刚找到的口粮给了濒死的女孩,也因此被她的哥哥深刻铭记。当他在劳改营中再次遇到那位年轻人时,他们几乎同时相认,并在苦役的空隙中简短互换了他们一生的经历。即使此时每一位劳改犯都被以冰冷的数字称呼,年轻人仍然告诉维克多他的名字是特里沃,妹妹已经被高强度劳动折磨致死,他只是在寻找一个机会与暴政同归于尽。

  “我也他妈的受够了。”维克多说,“还好这里是煤矿。”

  最终二人奇迹般地找到了十几名政治犯一同策划越狱,他们的行动最终失败,却也达成了他们的报复目的。若干年后的史书中将会描述那一天劳改营中的大火烧了三天三夜,遍地都是看守和劳改犯们无法辨认的尸体,也有学者批评这种说法过于夸张,但两位发动者和他们的十几名同伴的确在这次失败的越狱里全部丧生。当特里沃被熊熊燃烧的烈焰逐渐吞噬时,他仿佛透过火光看到了他已经死去的亲人,仿佛又回到了他儿时对苦难一无所知的日子。那时他的父亲是一名精明的富商,母亲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家闺秀,他和他家庭中的所有人本来可以拥有一帆风顺的人生,却在内战中被军阀剥夺全部家产,其父无法接受崩溃自杀,母亲则带着他和他的妹妹开始了流浪生涯。他的母亲先是在交错着电线的窄巷子里卖身为她的子女挣得口粮,却在不久后被喝醉的暴徒杀死,从此只剩下他和他的妹妹相依为命。他们一同活过了联合政府内战、活过了国安局的白色恐怖和游击队与政府军的相互围剿,却在新共和国——这个被称为黎明的政权成立后由于几句“与革命前并无二致”的话被判处数年的苦役,可怜的女孩在第一年的年末就过劳而死。最终特里沃带领十几名政治犯发起暴动,并被守卫的子弹击中倒在他自己点燃的火焰里,此时他的表情并不像暴动失败的不甘与遗憾,相反,他安然闭上双眼得到解脱,他将与他的家人在一个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再无饥饿和战争,在午后的阳光下做完他们被打断的梦。

  维克多在被劳改营守卫的子弹击中时,或许并没有想到他所反抗的政权早已为他的恋人报了仇。杀死他所爱的少女的人正是安娜·斯捷潘琴科遇到的那位善良的审讯官,那是他第一次对他逮捕的犯人开枪。若干年后,当他在二三一五年被起义者点燃的火焰夺去双臂时,或许已经忘了他第一次枪决的犯人还有一位流浪的爱人,而正是他的这位仇敌将在他被枪决后发动一次令杀死他的薇妮拉·极夜头疼不已的暴动,那天大火点燃了整栋劳改营的大楼,传说它烧了三天三夜才熄灭。若干年后的史书将会把这场火与二三一五年起义的革命者们点燃的大火相比较,却无法发现其中存在的巧合——那时的人们已经遗忘得太多,以至于把所有偶然都认成必然,薇妮拉与廖丽娅的敌对也是如此。直至薇妮拉带着她无法逃离的回忆自尽的那天,极少有人还记得廖丽娅·苏里科娃将军的名字,更不会有人知道她曾是安娜·斯捷潘琴科唯一的挚友。在她们意外失散后,安娜曾一度认为自己再次被抛弃,以至于当薇妮拉竭尽全力在史书中抹去廖丽娅的名字时,她甚至不知道这种彻骨的恨意和恐惧究竟来自于她自己还是被她杀死的安娜。若干年后,人们终于回想起廖丽娅和她的功绩,这时他们简单地把薇妮拉与廖丽娅的敌对解释为利益相悖的政敌,这个解释过于合理,以至于将所有人欺骗。

  当人们被权力和宣传促进着遗忘,陈新阳正在他自己的历史中逐渐迷失。他逐渐无法确认他记忆的真伪,却更不相信官方史学的阐述,于是他开始不可避免地遗忘掉一切,第一个月他遗忘了所有人的名字,只能在记录中用空白代替,第二个月他遗忘了事件,他的记录里逐渐只剩下乱码一样代表年份的数字,第三个月他连数字的含义也都忘却了,每天的重复只剩下在白纸上绘制凌乱的线条再将被画满的纸烧掉,此时他所工作的报社早就被他抛在脑后,所幸在他遗忘掉每周三例行的对纸张的更新换代之前,他经常光顾的店铺已经明白了这位共和国的老革命者为何要用白纸付账,因此他仍然可以“购买”到面包和纸张。没有人指出他行为的荒谬,人们都认为他从一开始就疯了,只不过是越疯越标准、越疯越像疯子罢了,这并不是什么被明令禁止的危害人民的行径,人们无可指摘,更谈不上纠正。

  直到陈新阳接连两个月没有再出现在为数不多还与他有交集的人们的视野里,这些还记得他名字的人才意识到他已经死了。最开始是稿纸店的店主来到他的故居门前为他献花,然后面包店的店主也为他献花,三天后报社的主编也突然想起他的名字为他献花,三个月后整个共和国都想起了陈新阳这位死去的革命者,想起了他死亡的时间是三个月到五个月前而非记忆中遥远的某个下午,又一个月过后共和国的领袖冬月来到他的房门前,发现花束已经堆得和房门一样高,周围还站着四五个志愿清理掉已经腐烂的花束的学生。没有人敢擅自打开房门,因为所有人都不敢保证他是否真的死了,怕被冠上入室抢劫革命老兵的罪名,当冬月带着两个黎明安全部的干部打开房门时,并没有想象中尸体腐败的臭味,此时老革命家的尸体已经成为了一具白骨,门口堆放的鲜花的浓烈香味也驱走了屋内异味的残余。冬月惊诧于这间屋子被完全还原地装修成了朝阳书店的样子,墙角挂满蜘蛛网、书架和桌椅乃至每一本书都被肆意繁殖的虫群毁坏,这仿佛是朝阳书店真正应该成为的模样。一具白骨静静地趴在贴着莫谈国事标签的木桌上,手里紧握着一支钢笔,却没有任何一张纸被垫在笔尖下面。人们没有开灯,他们担心这一举动会打扰这位永恒的理想主义者的安眠,只是小心翼翼地把这具尸骨移处房屋,而这间被装修成朝阳书店的房间则被保留,作为另一个革命遗址对外开放。若干年后,人们已经无法分辨“朝阳书店遗址”真正存在的位置,在史学家们中间将会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朝阳书店既是记忆的开始,也是记忆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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