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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之末

序章之末 · 一

  这是弗拉基米尔·马特洛索夫警官入职的第一天,他对自己的新身份还颇有不适应。在他的记忆里,他还是一个学生,学习文学,后来转为政治学,自己的日常规划还只是复习和对自己未来的不切实际渴望。他曾用四年的大学时光纸上谈兵般策划了自己的理想之路,又在接下来三年的文职工作中,对这个象牙塔之外的世界留下了并不美好的印象。事实上,对于这次向基层的调配,他很高兴乃至激动,但表现出来却是小孩子一般的紧张。眼前的街巷他依稀在某本二十世纪的小说中看到过,这是他从未亲临过的世界,电线在天空和晾衣杆之间胡乱交错缠杂着,楼与楼的空隙狭窄得容不下撒入窗口的阳光,路边躺着一两个青年或是老年的流浪汉,靠在剥落的墙上望着灰蓝的天空。街道上是灰土和灰土,一阵风刮起灰色的雾引起了他一阵咳嗽,他由此苦恼于自己身体的不禁挫折。

  “这样可不好,”他对自己说,“弗拉基米尔·马特洛索夫,你可是这里的新任警长,这不过是一阵风沙。”

  多年后,弗拉基米尔·马特洛索夫偶尔会想起自己曾经对这个世界抱有的乐观态度,他会自我麻痹般将错误归为自己的立场,把自己的讽刺剧般的经历当作一名旧秩序维护者的罪有应得,但他却不会将同样的宿命论加到他同样怀揣理想的友人身上,这也因此让他整日活在割裂中。他无数次渴望着用自己的全部荣誉换取他刚刚来到岗位上时对未来的信仰,但卡尔·蔡特拉斯上校的死讯将这可怜的幻想也无情打消掉。从此他成为了一名真正称职的执法者,用子弹和酷刑维护他的辖地和他可怜的内心的稳定,但这只让他在自己彻底失败之日的下场更为悲惨。那时他已经身居高位,至少在短短几年里他的升迁可以被称为是一种奇迹,于是年轻的高官看着街道上的赤流,又为自己的一无是处和另一种意义上的成功感到可悲。他在行刑前同无数将死之人一样,在数秒里用第三人称走完了他一生的几十年,在子弹穿过他头颅的一瞬间,他看到二十六岁的自己站在剥落水泥墙和电线中那条小巷中,他再次对未来——他已经走过一遭的可悲的所谓未来——感到期待又迷茫。

  那时弗拉基米尔·马特洛索夫还仅仅是一名新任警官,同他一起调任来的是国安局青年小组的卡尔·蔡特拉斯少尉。两个人在他们工作的第二天才相识,并在第三天成了志趣相投的朋友。卡尔身为上将之子却丝毫没有军人身上该有的严肃和谨慎,他和弗拉基米尔像两个不同专业的学生一样,探讨着时事、娱乐和可有可无的业余爱好。他们对很多事物的看法有所不同,甚至在一些政治问题上会发生争吵,但最终都以弗拉基米尔的让步告终。弗拉基米尔对这个压抑的灰色天空下反复发生的赤色暴动抱有同情,但卡尔坚定地认为他们只是一群无法无天的暴徒。在一次闲谈中,弗拉基米尔谈到他学生时代的一位笔友,他并非无产阶级出身,却激进地抨击当局对工人的压迫。弗拉基米尔对这位革命的同情者抱有诚挚的敬意,卡尔却对此不屑一顾:

  “他只是个自以为进步的叛逆孩子,当火焰烧到他身上时他就会明白的。”

  “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激进派的话,这不可能。”

  弗拉基米尔对此持反对意见,他不相信一个理想主义者会将生命放在信仰的前位。此时卡尔已经习惯了弗拉基米尔在这种信念面前的固执,他将这个话题以敷衍的方式略过,弗拉基米尔也并没有让分歧破坏友谊。但他并没有想到,自己会在不久后,在一家偏僻的小书店里,遇到这位已经失联数年的故友。那时这位叫陈新阳的年轻人已经褪去了弗拉基米尔记忆中的稚嫩,但保留了一双带着朝气的黑色眼睛。在相认时,弗拉基米尔几乎喊了出来,甚至激动地变了音调:

  “多少个夏天——多少个冬天!”

  这两位故友的相遇很快被弗拉基米尔惊喜地告知卡尔,卡尔也在弗拉基米尔的讲述里知晓了这位名叫陈新阳的学者出现在这个贫民窟一般的厂区的原因。他本该在毕业后来到国有的古文化研究所朝花学社工作,这家研究所却因为其主干成员涉嫌与革命党勾连而被封停。作为一名激进派,陈新阳在入职前就因他未曾谋面却志同道合的激进派同事们失去工作,这不得不被说成一种讽刺。他因此对帝摩克莱斯政权的独裁行径更为深恶痛绝,这种思想就连在弗拉基米尔眼里也过于偏激。卡尔警告自己的朋友远离这位可能让他引火烧身的激进主义者,弗拉基米尔却不以为然,他觉得陈新阳对政府的指控大多并无虚言,而陈新阳作为一名古文化学者,也理应对几百年前那次席卷世界的风潮有所了解:尽管官方的教科书上并不承认在那次几乎毁灭人类文明的核战之前,还有持续了数十年,并在历史的动荡中反复掀起的国际赤潮,但无数证据表明,那个被称为共产主义的激进意识形态曾在几乎二分之一的亚欧大陆上留下红色的印记。这种革命的思想被当做毒瘤,与此相关的记载被勒令销毁。在帝摩克莱斯政府的宣传中,共产主义者被描述为破坏稳定的恐怖分子,但学界仍有人出于在这个阶级分化严重的社会对工人们的同情,或者仅仅是对国家暴力机器垄断篡改真相的不满,发出反对的声音。

  事实上,卡尔的担心并非全无根据。仅仅是失业的懊恼并不会让出自书香家庭的陈新阳来到这个破败的棚户区。如果弗拉基米尔没有离开文学领域的话,他会在朝花学社被关闭后,听到一系列似真似假的流言,以各种各样的版本讲述学社的主干成员如何在亚当斯,这个帝摩克莱斯共和国中最重要也最贫困的工业区,重组朝花学社,并继续研究散佚民间的各种古代资料,如同沙海淘金。同时也有各路消息称这些激进派对起义的谋划有了更进一步的行动,但弗拉基米尔作为一名行政官仅仅接收到了传言中有关激进派学者参与领导工人起义的部分。出于一种不希望好友被卷入政治浪潮的自我麻痹心理,他并没有将这个被传得愈加离谱的故事当真,但他仍然对陈新阳的激进和这家出现在文盲遍地走的厂区的书店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直觉。他将这种隐约的感觉归咎于自己的多虑。陈新阳经常光顾的这家书店的主要业务并不是售书,而是与阅读似乎有些联系,却又说不上应该是书店固有职能的茶饮和点心的出售,因此比起书店,这家名为朝阳书店的店更应该被称为是一家规模不大的茶馆。弗拉基米尔对这种休闲场所很熟,在各种描写中下层居民生活的作品里,总会有这种供人们在劳累的奔波中寻求放松的休息处,而在帝摩克莱斯共和国建立前的数年内战中,也的确有不少知识分子流亡至贫民窟寻求生存,在这个前提下,朝阳书店将休闲与文化结合在一起的确是一个很不错的创意。弗拉基米尔转而想到,书店里的几位常客似乎称自己除了某工厂的技工之外还有着其他被隐藏的身份,这些传奇故事时常在他们的闲聊中被提起,这种说不清是真相还是吹牛的闲话也成了弗拉基米尔寻找这家书店合理存在的证据之一。

  “看来的确是我多虑了。”弗拉基米尔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

  朝阳书店的布局的确可以说是赏心悦目,即使顾客们看不出二十世纪初中国风格的布置,也会对布局的干净利落大加赞赏。弗拉基米尔由此在第一次来到书店时就对未曾谋面的店主留下不错的印象,他一扫自己愿望落空的失望感——他虽身为警官,但此地一向治安混乱,本该负责维持秩序的官员们或盘踞一方或玩忽职守,这里也因此成了各种工人运动的多发地。二三一五年的五月起义几乎推翻政权,政府本该对工业区加强管理,但在上层官僚们一层层的扯皮瞒报和对公款的侵占过后,做出的措施仅仅是调任了一组青年官员担任管理工作,而这些几乎还是学生的年轻人甚至无法被他们的下级信服。弗拉基米尔一筹莫展,他发出的无数意见信均杳无音讯,在他几乎是挂名任职的赋闲生活中,他感到自己与流浪汉的区别仅仅在于一个住处和一份不多不少的工资,但同样每日在毫无意义的磨损中消耗生命。直到他在某一条小巷深处发现了这家书店,他感到他与那个早已远离的文学和知识的世界重新建立了联系。他此刻又成为了一名学生,一名学者,而非一名并无实权的警官。陈新阳对他的苦闷并不理解,弗拉基米尔在他面前的表现与执法者的身份完全搭不上边,甚至让陈新阳将他错认为另一名失业的学者,而陈新阳虽激进,弗拉基米尔却也同样只把他当做一名前来考察的历史学家,并没有想到他与即将用枪杆子夺取政权的革命党有什么联系。若干年后两个人会意识到这场误会是如何深重的一个错误,弗拉基米尔在被处决前会恍然回忆起这个曾经与他有过几次交集的旧友,至少他会有一个好的结局,他这样想着,也就在不甘中得到了几分宽慰。

  弗拉基米尔注意到尽管书店里到处张贴着“莫谈国事”的字条,但这里的顾客们却少有不涉及政事的话题。有关新禁令、有关政府中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斗争、有关某些地下革命党最近行动规划的亦真亦假的小道消息传递、交换、编织成了一张笼罩着整个帝摩克莱斯的巨大情报网。如此大量的信息或许会对卡尔的工作有帮助,弗拉基米尔想,他作为直属军队的国安局的一员,多少会比他有更大的执行权力,如果这些情报真的能帮助他的那位同伴完成任务的话,他也不是真的一无是处。

  “哈哈,真是无能——竟然要在这种旁枝末节寻找自我安慰——弗拉基米尔·马特洛索夫,你可是警长大人,却连自己的本职工作都做不好!”酸涩感涌上心头,弗拉基米尔最终还是没有继续为自己开脱。

  书店的老板是一名年轻女性,她的奇装异服往往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她身披呢布制成的厚重大披风,披风边缘有明显的烧焦痕迹,披风里是塑料布缝制的雨衣,像是一身野外生存者的行头。弗拉基米尔初次结识她是在一个周三的清晨。当时他在等待与他约定好时间却迟迟没来的陈新阳,他点了两杯茶过后坐在座位上一言不发读书,这一天是工作日,书店里只有弗拉基米尔一个人坐在靠窗的位子上。在一段时间的沉寂后,坐在柜台上无所事事的店老板主动开口搭讪,两个人这才真正相识。弗拉基米尔也曾在与陈新阳聊天时听他提起过这个奇怪书店的店老板,在他的描述中她是一名很热情的年轻人,有很多特别的业余爱好。这让弗拉基米尔想到卡尔,两个人大约会有话题,他想,他由此对她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但两个人一直没有机会真正聊些什么。因此这一次弗拉基米尔在等待陈新阳赴约的闲时他本想与她打声招呼,却没想到对方率先开口:

  “嘿,弗拉基米尔,你是叫这个名字对吧?早上好!”

  弗拉基米尔显然还没有准备好如何与一位新朋友做自我介绍。他慌忙从眼前的一本《百年孤独》中抬起头,胡乱回应了她。若干年后,在行刑之前他对这段对话的回忆会从这本魔幻现实主义的著作开始,或许是因为书中的行刑队、喊着自由派万岁口号的暴君、或者是飞走的黄蝴蝶和死去的三千起义者,他由此想起自己荒谬又再无法复现的人生,想起自己在初次阅读此书时没有想到自己竟会在这一系列的荒谬找到自己的结局,也会想起那一天陈新阳在一次约定里迟到了十几分钟,让他有机会与一位熟悉的陌生人开启对话。当时他的思绪被打断一时不知如何回应,只好提起那位失约的朋友的名字,他想起两个人认识,尽管他此时还不知道这个认识还有一层另外的含义。

  “啊,您好,您是陈新阳的朋友吧?”

  “你说小陈啊,当然是……啊,我想起来了,他昨天委托我告诉你,今天他临时有急事,可能要晚一点才能来。”

  “谢谢了。”弗拉基米尔打消了担心和略微的不满,向她道谢。

  “不客气不客气——你和他是一个学校的?我早就想认识你了结果你每次一来就和他聊上我连插话的机会都没有,你们两个关系还真够好的哈。”

  “我们两个的确是同学,但是在此之前我们就认识了,但后来因为我转专业的关系就再也没见到他……对了,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我叫刘趋翌,叫我刘就好。现在是周三,你也没有工作的吗?”

  “嗯……”弗拉基米尔沉默了,他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只好点点头。

  “好吧,这年头知识分子失业的也不少。这战乱年代的谁都不容易,能吃上一碗饭都是挺幸福的事情了。”

  弗拉基米尔听到她提起战乱,叹了口气,他想到对于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战乱会是更加刻骨铭心的创伤。

  “打仗……这实在是不把人命放在心上,胜败又能怎么样呢?我实在是不理解为了什么东西牺牲掉这么多人——这么多本该作为他人的亲人和朋友活着的人,有什么意义!”

  显然刘趋翌并没有理解弗拉基米尔的同情,她反驳他:“但他们总能找到打仗的理由。什么民族的荣誉啊,什么自由啊民主啊,什么阶级斗争和革命啊……”她看到当她提起阶级斗争时弗拉基米尔游离的视线回到她身上,她眯了眯眼作出愉悦的模样,“让他们打去吧,多好玩呀——为了什么革命的口号去屠杀,成功之后又成为新的压迫者,然后又有一批革命者冲上去……一切重新开始。”

  弗拉基米尔无言以对,刘趋翌看到他怅然的神色又忍不住笑起来,

  “好吧好吧,开玩笑的——我当然希望这样的事情永远永远不会再重复,这种荒诞的讽刺剧不要再有第二次机会在大地上出现了——不过谁知道呢。”

  “或许,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现实吧,永远比书中写的更加荒谬。”

  “因为现实是无逻辑的,人类是非理性的。”

  弗拉基米尔没有再说什么,他淡蓝色的眼睛里映出悲伤。

  刘趋翌歪头瞅着他,“这有什么好难过的?再怎么打仗我们不都还活着嘛。”

  弗拉基米尔只当这是安慰,他还不知道在数年后自己也即将成为这讽刺剧的主演之一。那时他会尝试找到这一切的开端,从最终子弹穿过他头颅的那一刻起,回溯到他开始用残酷的手段维持在革命赤潮中岌岌可危的政权的那天,到他在街上用手枪指着游行的带头人——他的知己陈新阳的那天,到他初次意识到自己的一无是处的那天,到他结识那位将会与他一同被悲剧摧毁的军官之子卡尔·蔡特拉斯的那天,到他作为一名新任警官,站在剥落水泥墙和电线交错的那条小巷对自己的未来满怀希望又迷茫的那天,他最终意识到自己失去的一切在最初就无法挽回,这座荒诞的镜中蜃影之城中的一个又一个百年将会无限次重复下去,而他将会在这一刻被飓风抹去,从世人记忆中根除,在已经注定好的轮回中再也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他并不悲伤于他的死,而是痛苦地发觉他自某一刻开始就从未活过。

  若干年后弗拉基米尔或许会猜到这个早晨陈新阳的去处,陈新阳日后也会回忆起那一天在黎明工会宣传组的秘密会议上,自己如何为他突然的失约感到愧疚。宣传组的负责人是一个名为薇妮拉·舒博兰登的瘦削少女,她灰色眼睛里的锐利光芒仿佛能穿透每一个人。薇妮拉看出陈新阳对会议有些心不在焉,她正在宣读接下来宣传组的任务,念到陈新阳的名字时,她刻意提高了音调:

  “陈新阳同志,您接下来的任务是在厂区内为工人们开展扫办夜校,地点是钢铁厂东北角的D号仓库,注意保密身份,不要暴露。”

  此时陈新阳还在思索如何向弗拉基米尔解释自己的失约,听到薇妮拉提起他的代号,回过神来像是上课走神被老师点了名的学生一样,连忙喊了声收到。薇妮拉瞥了他一眼,继续宣读各项大大小小的任务规划,陈新阳对她的轻蔑表现有些生气。在会议结束后,陈新阳仍在抱怨她的高傲自大,但他也并未因此对任务的分配有什么不满。薇妮拉在宣传上的能力的确值得敬佩,她的名字在工人们之间几乎成了黎明工会的象征,在这个逐渐觉醒的年代和革命的赤流一同流传。但和五月革命的领导者李星火不同的是,薇妮拉的行迹几乎完全不可捉摸。在李星火由于追捕不得不四处藏身之前,所有人都能轻而易举找到他,他也并不介意与他的同志们闲谈,或是交流一些他并不十分了解的话题。就算是在被全国通缉后,他仍然经常亲自给工人们写信,并由组织的其他人代为传达。没有人不因他的平易近人而对他大加赞赏。但薇妮拉——她的名字同李星火一样已经人尽皆知,她的演说能力也丝毫不比李星火逊色半分,作为一名宣传者,她却从来不会暴露她的行踪。没有人知道她在离开群众的簇拥后去了哪里,甚至就连在宣传工作中她也很少让他人知道她的真实姓名,几乎没有人知道她除了代号“极夜”之外的其他名字。她仿佛一个神秘的幽灵一般,永远在人群中心,却又永远不会靠近任何人。有反对者抨击她的这种行为仅仅是为了营造一种神秘感以便于神化自己,但即便如此她的计谋也实在是成功。这种神秘感让她的传说四处流传,也让她在人们心中的形象逐渐脱离了她本身,一个有着铁灰色眼睛的少女,而抽象化为革命的旗帜、黎明工会的喉舌、一切与神圣和未来有关的词汇的化身。

  但没有人知道薇妮拉做这一切的原因仅仅是她对整个世界的不信任。尽管她被人们所尊敬,尽管她在黎明工会中拥有的权力仅次于最高领袖,尽管她所负责的任务从未出现过意外,尽管完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正处于危险之中,她仍然对周遭的一切充满敌意。她竭力维持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完美形象,仅仅是因为她所在的组织,黎明工会,作为革命组织需要一个调动狂热情绪为己所用的神圣符号,而薇妮拉同样需要用群众羔羊般的追随来维持她的安全感。如果弗拉基米尔更早来到这个工厂林立的城市,更早发现那时还门可罗雀的朝阳书店的话,或许会看到薇妮拉坐在柜台前,和书店老板刘趋翌争论着什么时事问题。有时,他的故友陈新阳也会加入其中,这往往会让讨论成为薇妮拉和陈新阳的争吵及刘趋翌的煽风点火。在与弗拉基米尔的闲聊中,陈新阳偶尔也会提起自己这位性格古怪的上线,但他只说她是自己一位不太合得来的熟人。弗拉基米尔也没有想到陈新阳口中这位经常与他发生争吵的阴郁女孩,会是他日后最大的对手和死敌,甚至,在面对行刑队时,他生命的最终回顾里,他都没有发现二者之间有任何联系。但那时他或许会想到陈新阳那天的失约,那只可能是参加了某次黎明的紧急会议。陈新阳那天的解释并不算撒谎,只是当时的弗拉基米尔并没有想到陈新阳计划的扫盲活动会是出于黎明工会的安排。在面对行刑队时,弗拉基米尔会想起,当他提出帮忙时陈新阳犹豫了一阵子,最终答应下来。

  陈新阳会后悔在那一天同意弗拉基米尔的请求,他那时甚至抱有让弗拉基米尔加入革命的幼稚期望,这也因此让他在二人反目后将对方当做叛徒。

  “如果你真的愿意加入的话,”他当时这样说,“那么我当然欢迎我的同志咯。”

  “真的吗?那,谢谢阿阳。”陈新阳回忆起当时弗拉基米尔这样笑着回答他。多年后,当陈新阳试图遗忘弗拉基米尔这个叛徒时,也常常想起他的笑容像春风一般温柔令人无法忘怀,他无法相信这一切都是弗拉基米尔作为政府走狗规划的骗局,正如同弗拉基米尔不愿意把与他为敌的陈新阳当做伪善的暴徒一样。尽管这两位曾经的年轻人竭力挣扎,他们最终还是被命运或者其他什么东西束缚,而无法再向对方迈出哪怕一步之遥。但那已经是在枪声响起之后的事情,至少对此时书店中面对面的两位青年来说,那还太远太远。

  卡尔还并不知道自己的警官朋友又从哪里揽了什么不属于他本职工作的杂活,但他也早就成了朝阳书店的常客。正如弗拉基米尔的预言,卡尔与书店老板刘趋翌十分合得来,但他仍然对书店的平和氛围不是很习惯。因此,当他出现在书店时,往往仅仅是和刘趋翌打个招呼,两个人就一同出去闲逛。尽管弗拉基米尔并不保证自己比卡尔和刘趋翌中的任意一个人更加敬业,但他的空闲并不出于他本意,而这两位玩忽职守的青年显然完全忽略了自己的本职工作,这让弗拉基米尔感到些许不满。他从一开始就对卡尔的印象很好,卡尔的屡次翘班让他感到有些失望。

  “他究竟还上不上班啊,怎么天天都往书店跑。”当卡尔又一次把刘趋翌招呼走之后,弗拉基米尔叹了口气,对陈新阳说。

  陈新阳打趣道:“沃洛佳还是不要多管闲事啦——你看这地方的治安还需要管理吗?你还是见得少,来这边的官员一个个比他还闲,像他这样不到处惹事的已经很不错了。”

  “那是你没见到他喝醉之后在路边和流浪汉打架!”弗拉基米尔摇摇头,“我过去劝架,他把我也打了!”

  “啊,我还记得那天。”陈新阳说,“那天我等了你一整晚,向人打听说你和人打架了,我还不相信,我说你怎么可能和人打架呢。后来怎么样了?”

  “还好,最终卡尔带我去了医院。”弗拉基米尔说,“事实上我更希望他把和他打架的那个人找到,至少给他安排个工作。”

  “你一向是这样,一点都不考虑自己。”陈新阳笑着,“没怎么伤着吧?”

  弗拉基米尔点了点头,接着像是想起了什么愣了一下,自言自语道:“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风餐露宿的,多冷啊……”

  在那次不算愉快的偶遇过后,弗拉基米尔经常会想起自己在路边见到的那张不算熟悉的面孔。他会想起西伯利亚的天气渐凉,会担心他是否找到归宿。但就像弗拉基米尔不理解那个和他只有一面之缘的流浪者,为何宁可流浪也不接受安排找到一份稳定的生活来源一样,那个叫维克多的自由人也并不明白,究竟是何种自以为是的无知,会让弗拉基米尔觉得做一枚不知疲倦的螺丝钉是比四海为家更加幸福的事情。维克多独自在西伯利亚的冷灰色天空下流浪了二十余年,因此比这里的任何一个寒冬更为淡漠,他见过战争也见过背叛,因此把暴力当作游戏。当弗拉基米尔火急火燎地将正在斗殴的他和卡尔拉开时,他感到扫兴又疑惑,而喝醉的卡尔将这当成一种玩笑并没有停下动作,事故就此发生。直到弗拉基米尔由于执意劝阻伤得比两个斗殴的参与者更严重时,维克多对这场闹剧彻底失去了兴趣,在夜色和混乱中脱身。自那次之后,他对弗拉基米尔就留下了并不算好的印象,但弗拉基米尔似乎执意要解决他的食宿问题。维克多明白他的接近完全出于善意,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感到这种没完没了的纠缠十分令人厌烦和不解。他见过太多与弗拉基米尔一样的理想主义者在来到这个充斥着混乱的大染缸里逐渐迷失,他感到无趣,这种戏码重复太多次之后也就失去了它本该有的讽刺意味。对于弗拉基米尔这种满怀热情的自我感动他暂时束手无策,随他去吧,维克多这样想,这个不切实际的幼稚鬼总会明白的,帮他认清现实并不是谁的责任,没有人应该刻意帮他,但真相比寒风更为残酷。

  “那卡尔天天翘班都去干什么了?难道他就光喝酒打架?”在流浪者与街头斗殴的话题结束后,陈新阳有些好奇地问起。

  “唔,或许,听他说他很少干违反纪律的事情,大多数时候也就是和朋友出去逛逛罢了。”弗拉基米尔回答。

  “或许是和廖丽娅吧。”陈新阳想了想,“我倒是有听说她最近天天在和朋友出去喝酒。”

  “那是谁?”弗拉基米尔问。

  “廖丽娅·苏里科娃,也是我在这认识的朋友,”陈新阳说,“像是小说里写的豪迈的苏联人。”

  “是的,”弗拉基米尔说,“她有着一个苏联名字¹。”

  弗拉基米尔想,如果这位苏里科娃小姐的性格能和书中的保尔·柯察金有几分相似的话,他倒是很想认识她。


[1]:“Лелюя”一名来源于俄语“列宁爱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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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之末

序章之末 · 二

  弗拉基米尔偶尔会回想起自己的父亲。每当他由于熬夜而陷入恍惚或是面对棘手问题而发怔时,他会在意识模糊间看到他的父亲来到自己坐着的书桌旁,拍拍他的肩膀,说一些他已经烂熟的鼓励的话,劝他累了就去休息。接着那位面容严肃的中年人会向他分享他作为官报编辑在大量的投稿中看到的有趣却又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刊登的时事新闻,问弗拉基米尔对他还没有动笔的新书有什么思路,这时弗拉基米尔斟酌片刻想要回答,幻影便会在他尝试发声的那一刻坍塌。他环顾四周,这确实是在自己卧室的书桌旁,但他现在已经成了警官而非学生或者业余作家,因而他再也无法向他父亲,那位报社编辑,询问什么工作上的建议,甚至就连日常的寒暄都需要用书信往来。他想到他应在担任新职位的最初几天向父亲写点什么让他安心。于是他从挂在墙上的布包里取出一张装饰精致的信纸,那是他几年前在一家开在景区旁边的纪念品店购入的,信纸周边的线条勾勒出各式充满设计感的现代化建筑。他开始为他父亲写信,在写完开篇的问候语时,他像忽然意识到什么似的为他的钢笔加满墨水,虽然他能看出这支笔的墨水还剩下至少二分之一。

  他写道:

  尊敬的父亲,

  向您致以诚挚问候,愿您身体安康。

  您的儿子弗拉基米尔此时正面对着他人生中最艰难的考验。这并非是由于从大城市来到这个偏僻角落对暴乱和破败的不适应,而是因为我在几年学业生涯中所学到的东西让我比这里的任何一个穷人都更清楚他们为那个灯红酒绿的世界创造了多少价值。他们在混乱的工厂中所生产的由他们血汗构成的产品本应使他们成为在这个国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他们甚至比我这样一个没有被安排任何有意义工作的闲职官员还要贫苦。我不明白我的存在是否只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但我现在感到我的理想没有任何意义,我自小爱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可我至今才意识到我自刚刚学会表达以来所爱的不过是她的一小部分,我自刚刚认识语言开始所歌颂的都不过是被装饰得美好的橱窗。当我尽情抒发我对给予我温暖的社会的感激时,他们会在寒冷中诅咒伪善的我吗?

  我从未感到如此悲伤,爸爸,您难道一直在隐瞒我吗?您手中难道没有对这个破败的世界有丝毫了解吗?当您在与激进派在报刊上争吵时,您难道没有在他们的描述里见过它吗?请您为他们发声吧,当我在您身边时,当我活在无虑的乌托邦中时,我从未想到在您歌颂的国土之上会存在着这样一片灰色的天空,我不明白,难道被蒙蔽一辈子和绝望一辈子是我仅有的两个选择吗?我不明白,我来到这里的初衷是为了把人们从暴乱中拯救,可蒙住受压迫者的眼睛、捂住他们的嘴、缴获他们的武器让他们就连为他们的处境而愤怒的权利都没有,这就是对他们的拯救吗?

  我不愿以暴力抗恶,更不希望用暴力维持剥削者的秩序,但如果终究有一天我被卷入遍地鲜血和赤旗的战争中成为其中任何一方的一员,我将在我不得不开枪的那天从我亲手为自己构造的谎言中逃离。请把我葬在林中,让我从此以晨露和阳光为伴,请不要为我准备墓碑,因为我无权升入天国¹。

  您的……

  弗拉基米尔在落款处凝滞,他最终放下笔,将这封信烧掉。精致信纸的灰烬被从窗缝中漏出的一阵风吹散,弗拉基米尔因此被呛得咳嗽两声。他关紧窗子,又铺开一张只有横格的信纸,重新落笔。

  他这样写:

  尊敬的父亲

  向您致以诚挚问候,祝身体安康,事业顺利。

  您的儿子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我的工作十分轻松,待遇也好。请您放心。

  我在国安局工作的朋友说近日很有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暴乱,如果我在叛乱中遇难,请把我葬在我们经常去的那片树林中,不要给我立碑,我担心起义军会损伤它。

  您的儿子弗拉基米尔·马特洛索夫

  2316年5月13日

  弗拉基米尔将信封封好,写上他熟悉的姓名和地址,出门找到邮箱将它投递出去。或许日后他会后悔这一次的信过于简短,又过于直白地预言了他和他父亲的结局。起义的浪潮最终掀翻了腐朽的旧政权,当他以罪人的身份面对行刑队时,他的父亲,那位兢兢业业的官方新闻编辑,已经被投入牢狱并日日夜夜祈祷着他独生子的生命和尊严能在这场浩劫中得以幸存,可作为警官的弗拉基米尔早已在他管辖的那座城市沦陷之时被捕,又在赤旗的光辉彻底将旧势力一扫而尽的那天被公开处决。那时他甚至无法决定自己死后被埋葬之处,如他所言,就连在不相信天国和地狱的新时代中,他仍然无权选择自己生命该如何终结,但他的请求也被达成大半,他没有墓碑,与晨露和阳光——如果为了构建这个新时代所撒下的鲜血和黎明的血红光辉也能被他诗人的眼睛当做晨露与阳光的话——他死在旧时代的终结,因此如他所言,他将在革命后建起的城市丛林中被埋葬,永久与新时代的晨光、与人们的赞歌为伴。

  次日,弗拉基米尔·马特洛索夫警官照例被闹钟的铃声唤醒,他迷迷糊糊起床洗漱,用繁琐的程序生起茶炊,再转身去厨房准备面包。新居所的茶炊用起来比他曾经用的通电式要麻烦得多,但值得庆幸的是他在几天内习惯了这种二十世纪的老物什,并对它产生了一种喜爱,这是一种在文艺青年身上常见的,对过往留下的与书中字迹一样精致的时光痕迹的喜爱。铜制的茶炊冒着白烟,片刻过去它又发出带有些许规则的响声,此时警官端着餐盘回到桌前,他把餐盘置于桌上,往杯里舀了点茶叶,拧开嵌在老茶炊圆弧形躯体上的水龙头接了一杯泡茶的开水。墙上钟表的指针指向六点二十,他抬头看向窗外,现在刚刚天亮,没有朝霞只有半白的天,随着天气渐冷,白昼也逐渐短了很多。他抿了口热茶,他沏的红茶比外面经常买到的要更浓些,他知道经常喝浓茶对身体并不好,但每天早上喝一杯浓茶是他从学生时代养成的习惯。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能让他从一天的开始就更有学习和工作的精力。

  弗拉基米尔警官在吃过早饭后出门,街道上很冷清。这个时间工人们应该已经开始工作了,他想。他走向他的工作岗位,但他已经预料到那里并不会有几个人。各个警员的办公室里一个人也没有,警官在刚刚任职的几天会统计自己的属下每个人迟到多久,但一段时间后,他发现这完全是徒劳。警员们完全不在乎他们微薄的工资和本该执行的任务,他们在领到每月的报酬后搭伴去酒馆喝酒,几天花光这些本就不多的工钱,靠着打零工和借贷或者更加令人发指的勾当熬过一个月中剩下的日子,并在下一个月的开始再次重复这种循环。弗拉基米尔对他们束手无策,他作为警官的日子并不久,也没有什么可以令他人信服的能力或者权力。治安混乱是这个几乎是贫民窟的工厂区的顽疾,但谁在乎呢?那些生活在树林一般的玻璃高楼大厦和三角形的绿化带中的官员们并不在乎这个灰色天空下的世界,只要轰鸣的工厂还能为富人们的餐桌和商店源源不断输送产品,那在这厂区的混乱无序便还能被忍受,或者说,没人在乎。

  弗拉基米尔又回到街上。天气多少比他刚出门时暖和了一点,天色也明快了许多。于是他就在这个治安几乎瘫痪,也根本不需要治安的空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这时他想起他前一天和他的笔友陈新阳讨论的文学论题。他想,当他开始由于陈新阳一句激进的口号,而不是安娜·卡列尼娜卧轨自杀的原因开始争论时,他就失去了被称为文学学者的资格。这是一种开脱的说法,因为他早在选择离开文学专业时,就不再应该被称为学者。他现在是一名政客,他明白政客这个词在形容像他这样毫无名声和权力的普通职员时含有调侃的贬义,但他仍然庆幸自己走出象牙塔,见到与玻璃大厦、与通宵亮起的霓虹灯不同,却与被封存在薄薄书页中的几百年前的过往相似的世界。

  啊,他从未离那些早该被摒弃、被逃离、被遗忘的文字那样近!

  弗拉基米尔沿着墙边在空街上走。他看到街边小酒馆里坐着一两个身着西装、警服、甚至国安局军装的人。他明白,在这个时间光顾酒馆的只会是这些有职位却没什么繁忙工作的公职者,而其中或许会发现他的下属或是熟人,因为他们和他一样不需要也没什么法子为一份挂名的职位和一份微薄的工资尽心尽力工作。财力或权力更高者是不会光顾这些简陋的小酒馆的,就算他们中的一些会经常来到这片混乱的贫民窟,也并非巡查或体验作为一名工人或小职员的日常生活。他们会光顾在工厂和居民区的空隙中、在窄巷子里深藏着的灰色地带,在那里,无论是天空还是道路和墙壁,都被蒙上一层更阴蒙的灰色,在那里,人的肉体和灵魂都被明码标价,在那里,金钱打破了一切禁区将这个深灰色的世界与人性彻底隔绝。

  尽管普通职员们和贫苦的工人都很少踏足这片禁地,但他们仍然将它当做茶余饭后的笑谈,境遇凄惨的人们总将那些处于更底端的可怜人作为自我麻痹的笑柄,这不是什么好事,但也并非他们的错。可我们的弗拉基米尔·马特洛索夫作为警官实在是正派得无愧他的头衔,他仅仅是听说过如果来到某一条巷子里推开没有标识的门,可以用高昂的价格买到与女性甚至男性的性爱,但他从没想过买者和卖者会怎么说、怎么做,也不清楚在他工作岗位不远处开办的妓院与自己学生时代所读的文学作品中的描写会有何差异。或许这个世界就连边边角角都和几百年前别无二致,他想,或许是好事,至少它没有更糟,虽然这样的世界已经很难想象更糟了。

  短短几十分钟的散步时间,阳光已经洒满了街道,弗拉基米尔已从清晨走入早晨。他朝着他常去的书店的方向走,看到路边两个身影摇摇晃晃互相依靠着。他揉揉眼睛,那个身着红黑军服的男人他很熟悉,于是他快步走上前去,叫住两个人。显然那两个人并不需要被叫住,如果不是他们互相扶持着缓缓向前挪动的话,就快要双双倒在地上了。

  “卡尔卢沙,你这是干什么呢?!”

  “你谁——谁——谁啊!哦!老兄,是你!你起这么早啊!”

  “啊……这位是?”

  “这位是廖丽娅,廖丽娅·弗拉基米罗夫娜·苏里科娃!来,啊哈,弗拉基米罗夫娜小姐,这位是弗拉基米尔,我的好兄弟!”

  弗拉基米尔·马特洛索夫警官对卡尔·蔡特拉斯少尉在一个陌生人面前刻意强调二人父称尴尬巧合的行为感到有些生气,“卡尔卢沙,你这是对这位小姐的不尊重。²”

  被称作卡尔卢沙的军官嬉皮笑脸挠挠头,“但是她并不会在意啊,你说是吧,我的弗拉基米罗夫娜小姐?”

  “嘿,您可帮我评评理!这位朋友,他自从认识我到现在嘴就没停过!”旁边的女性揉了揉眼睛,对着弗拉基米尔喊。弗拉基米尔这才注意到她有一双罕见的异色瞳,她的左眼是比弗拉基米尔略深、比卡尔略浅的蓝色,而右眼的色调更加梦幻迷蒙,如同绽放的紫罗兰。

  “他在我身边也是这样啊。”弗拉基米尔无奈笑笑,“很显然需要有人管管他。”

  哦,原来她就是廖丽娅,弗拉基米尔想,还真没错,和小说里的典型俄国人一点不差,也难怪会跟卡尔有话题。弗拉基米尔对她印象不坏,但他的书生气质让他一时间不知道如何与廖丽娅这样将军一般的人交谈,廖丽娅却是热情,她趁着酒劲刚刚认识就拍着弗拉基米尔的肩膀称兄道弟:

  “老兄,我听卡尔提过你!”

  “诶?他是怎么说的?”

  “呃,你确定要听吗?”廖丽娅转头看向卡尔,卡尔连忙喊道:“我什么都没说!”

  弗拉基米尔微笑着:“没有关系的,我就不打听这些啦。”

  三个人聊得正开心,又有一位女青年朝他们走来,她头戴耳机,衣服上戴着红袖章,还有一双显眼的红色眼睛,仿佛是从某部电影里走出来的。她来到廖丽娅身边拍拍她的肩膀,说:“廖丽娅,你怎么又喝醉了?”

  廖丽娅与她勾肩搭背:“喝酒是多么——快乐啊!别总是那么严肃嘛,我看您最近不是不忙吗——”

  弗拉基米尔指指她对着卡尔说:“看吧,我就知道你们都是翘班出来喝酒的。”

  “如果不是闲得没事干,谁又会翘班呢?”

  “嗯?廖丽娅是做什么的,是你的同事吗?”

  “是开修理店的,她的技术是真不错,这附近的人都知道她,就连大工厂遇到难题都找她!”

  “所以她就晾着活不干来找你喝酒?”

  廖丽娅在一旁听到后为自己辩解:“我可都干完了!”

  被称作冬月的女性打断了三个人的闲话,把廖丽娅拉走:“大家都在找你,快回去吧。 ”

  于是廖丽娅跟着她走了,卡尔耸耸肩:“真是扫兴,我们接下来去哪?”

  “我是要去书店的。”

  “哦……那我先去国安局分部看看?”

  “再见,卡尔卢沙。³”

  “再见,但你可别再这么叫我了!”

  于是两个人分别了。

  弗拉基米尔来到书店,陈新阳已经等了他有一段时间了,“茶都凉了,”他说,“我去点第二杯吧?下次可就要你付钱了。”

  “谢谢,但不必了。”弗拉基米尔坐到他对面,“实在是抱歉,我在街上遇到卡尔和他的朋友了,聊了一段时间。”

  “那我可就要不高兴了。”陈新阳撑着脸颊,看着他的眼睛说,“你怎么能把我忘了?”

  “实在是抱歉!”弗拉基米尔不知所措,就连手都不知道往哪放了,“下次不会了,真的不会了!”

  “我是开玩笑的,你这么慌张做什么。”陈新阳眨眨眼睛。

  “那就好。”弗拉基米尔松了一口气,恢复他往常平和的神态,“我今天见到你说的那位廖丽娅了。”

  “怎么样?和你的军官朋友很像吧?”

  “简直是一模一样,也难怪他们会合得来。”他想了想,补充道,“就连爱逃班这点都一样。”

  “你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醉得不成样子了吧?”

  “嗯,廖丽娅最后还是被人拉回去的。”

  “那人是不是有一双红色眼睛?”

  “你认识?”

  “老朋友了,半个小时之前她还在这。她说要把廖丽娅找回来,不一会你就来了,我就知道你说的卡尔的那位朋友就是廖丽娅。”

  “你的朋友还真够多的啊。”弗拉基米尔抿了一口茶,茶确是凉了。他接着问道:“如果冒犯的话很抱歉,廖丽娅的眼睛是……?”

  “她右眼失明了,她的老师给她装了一只机械眼。”陈新阳顿了顿,“她的老师还是一个挺著名的科学家,在内战的时候逃难到这边来的。”

  “那她还真是幸运啊。”

  “幸运什么,这破地方的人哪有幸运的?”陈新阳打断他的话,“在我们上中学的年纪她父亲就去世了,要不是被救下来的话她也因为伤口感染死了。”陈新阳说着叹了口气,“几个月之前她老师也不在了。”

  “是……?”

  “唔,当然是病死的。”陈新阳看上去的确有点难过,“连治病的钱都没有。”

  “……”

  那时弗拉基米尔有些恍然,他显然没有怀疑陈新阳的话的真实性。那位科学家并非死于疾病,而是在数月前清剿赤色分子的浩劫中被当街处决。尽管弗拉基米尔对廖丽娅的身份有隐约的不安——她符合一个革命者所需要具备的一切特点,但他仍然不敢去想那天街上勾肩搭背的三四个人日后会在战场上见面。那时已经官至上校的卡尔会经常对他的副官感叹革命军元帅廖丽娅在战术上的攻其不备,弗拉基米尔也不再会一有时间就去朝阳书店喝茶,因为此时朝阳书店的地址已经在地图上被划上了代表革命军占领区的红色记号。就在他们几乎忘记了他们曾经与几个赤色分子建立过友谊时,国安局情报部截获了一封黎明工会的电报,当他们将这封电报用一种二战时期的生僻解码方式破译后,一时间对他们的破译成果产生了怀疑:在整整两页的电文中,没有任何有意义的情报信息,只有发报者对“老朋友”们嘲讽般的问候。

  “无聊至极。”卡尔心烦意乱,将写有破译结果的信纸攒成一团扔进废纸篓里,“这是在炫耀他们的加密能力吗?”

  而此时弗拉基米尔正坐在办公室里独自翻阅着一本诗集,他或许想找个人说话,如果有人在他身边的话,会看出他无法遮掩的忧伤。他将诗集收回到桌膛里,展开一张空白的纸又想给谁写信,但写到开头的敬语就犹豫着不知道该填谁的名字。他索性将他已经写下的那个词划去,凭着记忆写下了诗集中的一段:

  “你碧蓝的波浪在我面前

  最后一次地翻腾起伏,

  你的高傲的美闪闪耀眼。

  像是友人的哀伤的怨诉,

  像是他分手时的声声召唤,

  你忧郁的喧响,你的急呼,

  最后一次在我耳边回旋。⁴”


[1]:按照基督教教义,自杀者违反十戒中“不可杀人”,因此无法升入天国。

[2]:俄罗斯人名的格式为名-父称-姓,“Владимировна”为“Владимир”的父称格式,即廖丽娅的父亲与弗拉基米尔同名。

[3]:“Карлуша”为“Karl”的俄文昵称。

[4]:摘自普希金《致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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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之末

序章之末 · 三

  当卡尔得知弗拉基米尔竟然答应了陈新阳对开展工人夜校的邀约后,一度怀疑他有叛变的打算。可弗拉基米尔面对他的质疑,仍然用一如往常温柔又严肃的语气回答:

  “他们需要知识。因为他们是人,而不是可以被任意使用的机器。”

  “好吧,你确实说得在理,”卡尔十分无奈,“可你要知道你这样很容易被那些造反派利用。”

  “你不也……”弗拉基米尔想提到廖丽娅,但他并没有用他人为自己开脱,“你相信我。”

  “如果你非得这么干,我也没法拦你。”

  于是卡尔并没有说服弗拉基米尔,当天晚上后者仍然应邀来到了即将成为教室的一间小仓库,他开门见到一身工装的陈新阳在和其他工人们打扫场地,陈新阳惊喜于他的守信,一挥扫帚向他打招呼,也因此被扬起的灰呛得直咳嗽。

  “咳咳,沃洛佳¹……!唔啊,怎么这么多灰……”

  “你没事吧?”

  “好得很,沃洛佳!”

  “我能做什么吗?”

  “角落里还有两把扫帚,你拿一把扫地吧——哦对了,一会还要搬桌子,这里老人和孩子太多,可能还要你帮忙。”

  弗拉基米尔确实是不适合做体力劳动,连续几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几乎使他累得直不起身。这时这间废弃仓库已经成为了一间像模像样的教室:原来的灰土和杂物已经被打扫干净,工人们东拼西凑也凑出了二十多套高矮款式不一的桌椅摆得整齐,就连墙壁上的破洞也被填补上——这是因为帮忙的工人里有两位水泥匠。此时夜已经很深,工人们在把屋子收拾好之后便离开了,弗拉基米尔本想离开,却已经疲惫得不得不拉开一张椅子靠着椅背休息,陈新阳也没走,他坐在弗拉基米尔旁边,像在书店里一样撑头看着他不说话。不知道过了多久,弗拉基米尔似乎恢复了些体力,他转头看见陈新阳还坐在那个位置上,问他:

  “你还不走吗?”

  “你一个人太危险,这么晚了。”陈新阳想起了什么,对他笑了笑,“或者说,怕你又出去打架。”

  “我不会有什么事的,我……”弗拉基米尔想说他有配枪,但显然他并不是那么想在激进派的老朋友面前暴露自己的警官身份:一名普通学者可不会有枪。

  两个人就又静默着,一段时间后陈新阳打破沉默:

  “沃洛佳,你头发乱了。”

  “谢谢。”弗拉基米尔将两缕鬓发拨到耳后,随后他离开座位,“这么晚了,我也差不多该回去了。”

  陈新阳也起身:“你家在哪里,要不要我送你回去?”

  “谢谢,但不必了。”

  “那你注意安全!”

  “那么,阿阳明天见。”

  “沃洛佳明天见!”

  于是两个人分别了。

  次日,陈新阳在凌晨来到朝阳书店,此时天甚至还没有露出半白。书店门没锁,他推开门径直走到柜台前,一间暗门随之打开。

  “冬月政委好,极夜书记好。”他进入暗室,对里面的两个人说。

  “革命尚未成功,现在叫头衔未免太早。”冬月笑了笑答复他。

  “那么,同志们好。”陈新阳纠正道。

  旁边的极夜一言不发,只是点点头示意他坐下。陈新阳有些心虚。他想到他曾暗自抱怨过这位革命干部在日常生活中的傲慢,他确信这样私下的负面看法并不会传到她耳中,但每当看到她的那双雾色的眼睛,看到那眼睛里仿佛能穿透一切却无法被读取的锐利眼神,他就会想,她在阅读我,像读一本书一样对我的一切想法一览无余……

  然而此时极夜没有看他的眼睛,陈新阳这才真正看清了她的侧脸。没有了对视时那双灰色眼睛带来的压迫感,这位领袖会被称为一位美丽的少女,或许还会有浪漫之人会由于她高傲的美而狂热地爱上她。陈新阳想,如果她有弗拉基米尔那样温柔澄澈的淡蓝色眼睛的话,将会成为一件完美的艺术品,那会是仅存于人们想象中的女神塑像。多年后他将会明白,在这个时代不会出现一座纯白的塔将每一件几近完美的个体收入其中,因此,无论是弗拉基米尔还是薇妮拉亦或是哪一个充满魅力的灵魂,最终都不可能作为他们自己而不是某个政治符号,以他们本身的秉性和才识的美所存在。宏大的美与无瑕的美存在着无法逾越的矛盾。当革命的决战日到来的那一天,如果有某个人站在高处向战场眺望,将会看到鲜血洒满了街中防垒,战士们的剪影与周边事物相融为一,只剩下赤旗在黎明的朝阳下熠熠生辉。他将不会注意到领袖李星火被子弹击伤的左臂、大元帅廖丽娅的异色双瞳和精神向导薇妮拉的幼稚样貌,而是被充斥着目之所及一切的红色光辉所震撼,并升起一种对人类在自我屠戮和自我献祭中创造的宏伟景观的敬畏之情——这史诗画卷是人类文明的造物,而在它的映衬下,本该作为主体的人本身竟如此渺小,在每一寸被鲜血染红的土地上都不值一提。

  而那位极夜同志——在人群之外或许应该称她为薇妮拉,她正因一个老朋友和他的威胁而深感不安,尽管这个威胁是由她最先提出。几天之前,当那位领导着十几名工人发起罢工的工程师带领着他的同志们前来与黎明工会建立联系时,她感到她的已经逃离的阴影再次将她笼罩:她分明记得那次罢工的领导者费德莫尔克是她几年前的旧相识,那时两个人甚至可以说是合作关系——直到薇妮拉十九岁那年。

  那一次她在任务重受了重伤,像一只流浪猫一样蜷缩在雪地里,一度以为自己即将死去,却十分侥幸地被路过的科莱恩·舒博兰登救回。于是她抛弃了曾经的一切身份,为自己编造出完全合理的身世,直到她自己也沉浸于对革命者的扮演游戏中。当她几乎被戳破谎言的那一刻,她意识到她已经无法再回到最初向那个笑着询问她姓名的大学生解释真相,此时她已经成为革命者们的启明星,而她的任何失误都会让她构建的幻影一瞬间坍塌。如果未来的某一天有人就她的独裁者身份进行批判,一定会首先指责没有任何一个见过她成为薇妮拉之前的面貌的人能够比她活得更久,可对她而言就算这样想要彻底掐灭危险苗头也为时过晚。在与费德对视的那一个瞬间,她就几乎要扣动扳机杀死眼前的知情者,可身材高大的工程师只是叹了口气,用一种近乎怜悯的眼神看着瑟瑟发抖着摆出防御姿态的薇妮拉,他对她微笑着,摘下自己的白色手套,露出里面的机械结构。

  “那次我也以为我会死。”他说,“虽说也捡回来一条命,但更换零件还是挺麻烦的。”

  薇妮拉咬咬牙,放下枪。

  “你在威慑……我明白开枪对你没用。”

  “安娜小姐,您刚刚一追上来就摆出一副领袖的架子向我谈条件,难道就不是在威慑吗?”

  “……”

  “我从来不会主动纠缠,尤其是那些已经过去很久对现在毫无意义的事情。”

  “但愿如此。”

  “那么,极夜同志,就让这件事这么过去吧。”

  在罢工事件发生后,弗拉基米尔有些慌乱地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调查任务,卡尔也一改平常不务正业的样子,对各个可能发生暴乱的街道逐一排查设防。所幸这次罢工并没有扩大到太大的规模,三天过后,数位罢工的主要领导者被捕,工人们不得不重新回到岗位。弗拉基米尔对这种处理方式十分不满,可国安局绕过了警局执行了逮捕任务,使得他稀里糊涂地就接到了任务完成的通知。这时甚至连任务报告都只写了一半,就不明所以地受到了来自上层的褒奖,还得到了一定的晋升。而他真正得知这次罢工的处理方法是在报纸上,在此之前他天真地以为政府对罢工者做出妥协才让此事得以平息,而当他在报纸上的一片歌功颂德中得知真相后,他愤怒地一扔报纸出了门,想找那位国安局少尉给他一个解释。正巧这时卡尔正在朝阳书店里和廖丽娅对这次罢工的解决方法争吵不休,而陈新阳坐在一旁好像在思考些什么问题。弗拉基米尔隔大老远就从窗口里看到他们几位,进入书店连招呼都不打就把卡尔往门外拽:

  “你还真好意思在这聊天!瞧你干的好事!”

  卡尔刚还在跟廖丽娅表明自己除了执行任务以外的确没得选,弗拉基米尔的突然闯入让他更自觉无辜:

  “您们二位怎么都这么喜欢拿我开刀啊?我干什么了?指令又不是我下的?”

  “你派人逮捕了工人们,他们会被处决,留下一家子的寡妇鳏夫和孤儿!这下您算是满意了吧,我的将军?”

  “我的老天,您怕不是刚从这个国家里生出来!”弗拉基米尔的手劲还是没有比过卡尔,卡尔几乎轻而易举地将他甩开,“您知道的,我是国安局少尉——这件事之后或许会是中尉了不过管他什么,我的弗拉基米尔大人,您告诉我如果您遇到这件事难道还他妈的放着不管,等着这些人把你的办公室烧了?”

  坐在隔壁桌的陈新阳几乎是看呆了,他一时间竟不知道应该劝架还是以激进主义者的身份跟着抨击那位可怜的军官,可廖丽娅已经看不下去了,她清了清嗓子,说:

  “好了好了,我也算是理解了——弗拉基米尔先生——您是叫这个名字吧?您冷静冷静,卡尔也是在奉公执法,怪他也没用……”她本来想接着往下讲些阶级斗争的原则,但看到卡尔的制服后也没有说出口,“这里是书店,大声喧哗是很不礼貌的。”

  陈新阳也想到无论如何在书店里是不应该争吵的,他叹了口气:

  “沃洛佳,你也别太激动了,来坐下来喝杯茶——小刘,来一杯——刘趋翌呢?”

  刘趋翌的确不在,陈新阳回想了一下,她似乎在什么时候离开了,但他没有过于在意,只当她是日常旷工。这时弗拉基米尔也冷静下来,自觉坐到陈新阳对面的座位上,向其他人道歉:

  “抱歉,我失态了。”他深吸一口气,“我也可以理解在这个时代所有人都没有其他选择,但我还是见不得这种……屠杀,无论是政府还是革命派。”

  陈新阳耸耸肩,“可这是必要的,社会变革如果不死人,那只在童话里有出现。”

  卡尔跟着说:“我想如果那些工人们不闹事,也不会派军队四处抓人。毕竟谁会想费尽周折残害同胞呢?”

  “这位军官大人,首先——”陈新阳瞥了他一眼,“如果不是某些政府热衷于费尽周折残害同胞,也不会有人想闹事。”

  “唔,二位……”弗拉基米尔四处张望着想要支开话题,“刘趋翌怎么不在?”

  廖丽娅回答:“她今天有事,委托我来管理。”

  “好吧,那三位想喝点什么,今天我请客?”陈新阳笑着说。

  “今天我是老板,也轮不到你请客吧?”廖丽娅来到柜台前为三个人一人倒了一杯热牛奶,“天气凉了,喝点牛奶吧。”

  “真是谢谢弗拉基米罗夫娜小姐了。”卡尔又提到了那个名字的笑话。

  “再贫嘴就不给你喝了。”廖丽娅瞪了他一眼。

  弗拉基米尔看着窗外,他出门时还是上午,可此时的太阳已经挂在天空的最高处,开始逐渐向下滑落。书店的窗子不算大,只有在正午,也就是此时此刻,才能让整个屋子都享受到阳光。弗拉基米尔想,这算是难得的和平又幸福的时光吗?或许这两个词语形容现在的四个人再合适不过。可是这样的正午时分又能持续多久呢?他望着窗外的景色神游,没有注意到阴影已经将满屋的阳光逐渐吞噬了。

  此时刘趋翌正在和薇妮拉讨论这次罢工事件的后续处理,薇妮拉敏锐地发现罢工的真正发起者费德并未被捕,她忽而有了一个阴谋论,这个怀疑也被刘趋翌基本认同。

  “你要知道,”刘趋翌说,“但凡是要闹革命的,政府准会安插几个‘红旗特务’²在里面。”

  “请帮我监视他。”薇妮拉说。

  “就不怕我去当甫志高³吗,亲爱的同志?”

  “什么?”

  刘趋翌眨眨眼睛:“我的意思是,哈哈,包在我身上。”

  费德不可能没有察觉薇妮拉对他的不信任,他正头疼于她无处不在的监视,可是他又找不到办法让那位多疑又敏感的领导人安心。她从一开始就不像是个会有任何慈悲心的人,他甚至后悔自己当时用自揭伤疤的方式打消她的疑念,因为这只会使她产生一种报复的快感,尽管二人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过节。他回想起,当他第一次见到薇妮拉时,她还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孩子,他也因此对她印象深刻——因为那次初遇是在审讯室里。那时他正在尝试让一名死硬的革命派供出他的同党,令他头疼的程度不亚于现在躲过薇妮拉的监视。那位小女孩并不是他的审讯对象,因此当他见到她的时候感到不可思议,那时要不是女孩用稚嫩的声音向他搭话,他甚至没有意识到一向被外人禁止通行的审讯处所竟然会出现这样一个孩子。真不愧是未来的造反派领袖,费德叹了口气,从一开始就嗜血又残酷——

  如果当时的薇妮拉说的不是那句话,或许费德会在繁杂的工作中忘掉他:

  “您一点也不会审讯,军官大人。”女孩背着手对他说,就像上级官员对其下属的训话,“您如果一直这样的话,一辈子都别想得到情报。”

  “何出此言?”审讯官感到有趣,他暂时放下手里的工作,低头看着她,这样问道。

  “您看啊,军官大人,这里一点血也没有。”女孩笑着指指四周墙壁和地面,“而且看上去您也没有用什么其他的刑讯手段吧?”

  她说得没错,他的确不忍心对犯人动用任何残酷的刑罚,因此也从未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但他还是惊讶于一名小孩子会用这样轻松的语调说出这样的话,真是奇怪极了,审讯室里的压抑环境和遍地的鲜血就连经过训练的他也难以接受,更何况一个小孩子。他皱了皱眉,不知道是该对她也顺带进行一次思想教育还是应该把她以妨碍公务的名义赶出去,而小女孩看他犹豫的样子似乎有些得意,接着说,

  “如果所有审讯官都像您这样仁慈,那我就加入革命党等着他们胜利啦。”

  审讯官实在是无法忍受,低声训斥她:“出去。”

  “我明白,审讯官大人,很抱歉打扰您工作啦。可是像您这样的大善人是怎么成为国安局正式成员的呢——我是真想不明白啊。”

  “给我出去。”

  “那么再见啦我的审讯官大人,希望下次见到您的时候您终于想通了,或者遇到哪个革命党耻辱的懦夫在您手下被吓得开口了,让您得到些功绩不至于被开除……”

  女孩刚离开审讯室,审讯官就重重地关上房间的门,厚重的铁门碰撞门框发出一阵闷响,紧接着是锁门的声音。这位善良的审讯官可不想再被谁干扰他本来就不擅长的审讯工作了。

  如果的确是她加入黎明工会,那实实在在是……

  费德不愿再想。他宁可相信是他认错人了,或者是她认错人了。可他也明白这种设想的可能性为零。他停止回忆,继续思考如何让那个彻头彻尾的疯子稍微放过他。

  对于监视他人和打探情报的任务,刘趋翌可谓是得心应手,她甚至只需要将她曾经打探薇妮拉出身信息的手段再复现一次。在几年的奔波中,她的人脉已经广到不可思议,对她而言收集其他人的隐私信息如同小孩子的拼拼图游戏,她需要做的只有把所有人茶余饭后的聊天内容剪辑拼接,再进行逻辑上的推理,便可得出一个人的完整经历,细致到每一个性格特征的形成原因。薇妮拉从未信任过她,她明白刘趋翌的这些手段也可以用在她身上,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最初和刘趋翌建立合作关系时,薇妮拉就担心这位情报收集大师会有一天用她平常的开玩笑一般的语气在他人面前将她的经历和盘托出,轻而易举地葬送她在黎明工会中的一切乃至于她的生命,因此她对她的防备丝毫不少于对亲眼目睹她的敏感经历的费德。可她越是不信任乃至于敌视她,就越出于对安全感的需求而离不开她。这位偏执狂需要靠她获取一切可能威胁她地位的人的信息——也就是她身边的任何一个人的信息:黎明工会领导人李星火、游击队的领导人廖丽娅·苏里科娃、将军的养子卡尔·蔡特拉斯、警官弗拉基米尔·马特洛索夫、左翼作家陈新阳、她的老相识费德莫尔克(在他还是一名国安局军官时,他被用一串数字称呼,比黎明工会高层干部们的代号还要冰冷)……乃至刘趋翌自己。

  刘趋翌倒是对她本人的经历并不避讳,可薇妮拉实在是不会相信她的供词属实。据她所说,在她离开学校加入那时还仅仅是一个秘密小组的革命党之前,仅仅是一名普通的学生——比她所在学校里的任何一名学生都要普通,唯一区别是她的家境要稍逊于她的同学们。对于加入革命的动机的询问,刘趋翌只是耸耸肩,说她实在是厌烦了学校里一日又一日的官方史学的灌输,想要做一些其他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薇妮拉对于她的这些话一个字也不信,可她也找不到其他的对于刘趋翌出身的信息来源,只得将这份疑心放在对其他人的疑心的后面,无限搁置着让两个人关系彻底破裂的日期。刘趋翌就像完全没看出来薇妮拉的心思一样,称她为“我亲爱的同志”、“我最好的伙伴”,四处夸耀着她在薇妮拉的造神运动中做出了无限大的贡献,直到她的搭档真正成为被众人狂热追随的最高领袖,而此时她本人也成为了收揽大权的安全部部长。在黎明社会主义共和国前任领袖薇妮拉去世的那一天,主席团众人或失声痛哭,或无法相信——甚至连平日里最冷静理智的冬月也在那一瞬间几乎喊出来。而作为那位独裁者手下最受重视的干部,刘趋翌仅仅是放下手里的茶杯,叹了口气,用无论是谁都会感到怪异的惋惜语气说:

  “唉,我可怜的小猫咪……”


[1]:Володя,Владимир的昵称。

[2]:“红旗特务”,指国共内战时期国民党安插在共产党内部的间谍人员。

[3]:甫志高,小说《红岩》中由于被特务欺骗而被当局逮捕,此后背叛革命的革命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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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之末

序章之末 · 四

  无论如何,弗拉基米尔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在与陈新阳一同参与了对工人的扫盲计划后,他每天工作以外的时间就被abc们填满¹。就像是一个陷入热恋的情人——陈新阳这样评价,而这样的评价丝毫不显得夸张。可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在政治立场上的分歧也越发明显,这种分歧主要体现于对教科书内容的安排上:陈新阳总是在着重强调“proletarian”,而弗拉基米尔笔下永远是“the people”。²

  “你这样是在麻痹他们。”陈新阳说,“你要知道他们为什么没有像我们一样在学校学习,这可是你所谓的‘人民’应有的权利之一。”

  “因此我要让他们明白他们仍然享受着这种权利。”弗拉基米尔一如往常的温柔和坚定。

  在这种争吵愈演愈烈的第三天,两个人终于各自做出让步,彼此规定由弗拉基米尔讲授文学,陈新阳讲授历史,而不需要有政治倾向的自然科学则由二人交替任教。这种协定看似完美地调和了二人的矛盾,却让听课的工人们晕头转向:他们需要在几个小时里调和二人截然不同的立场,同时替他们传达在课堂上的互相批判。最终这种冲突仍然得以解决,却是出于一种十分戏剧性的契机:国安局绕过了公安部逮捕了几位罢工的工人,从此弗拉基米尔在课堂上绝口不提工人与政府高官拥有同样的人权。一手造成这种转变的卡尔倒是连弗拉基米尔的具体任教内容都一无所知,只知道在弗拉基米尔与一名激进派文人开办工人夜校的同时,让自己编写的教科书内容对一切他的同事绝对保密。此时他已经确信他的朋友正走入歧途,只得抓住一切机会劝阻他放弃这种给暴乱火上浇油的政治宣传行为,而他得到的回复与陈新阳几乎完全相同:

  “他们拥有作为人民应该有的一切权利,”他说。

  “那就别怪我在下次执行任务的时候连任务完成后的报纸都不让你看到。”卡尔冷冷甩出一句话就转身离开,并没有给弗拉基米尔反驳的机会。这是他与弗拉基米尔第一次没有告别的会面。

  在行刑之前,弗拉基米尔·马特洛索夫警官在子弹击穿头颅的痛苦之中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才明白在这短短的三十年里根本就没有人真正理解过他。在他被革命者们逮捕之前的最后几天里,他动用他的职权在全国范围内搜查到那名曾经与他有过交流的流浪者维克多,并把他带到自己面前,维克多本以为这是他临死的征兆,却没有意料到弗拉基米尔·马特洛索夫警官仅仅是把一张写了签名的字条交给他,意味着把他全部的遗物交付给他保管。他会记得那曾经最最温善的理想主义者如何在只有他们两个人在场的办公室里歇斯底里地逼迫他继承他最后的执念,他象征性地表示同意,甚至还说了几句安慰的话体现出这是他作为自由人的一生中最郑重的仪式,警官在得到他的接受后像是被抽干了力气一样瘫坐在靠椅上,连片刻后维克多的悄然离别都没有察觉。在弗拉基米尔被枪决的那天过后,维克多很快意识到他所承受的不仅仅是一张签了字的纸条,可是新政权的搜查甚至比他对那些财产的任意处置还更快一步,他被莫名其妙地作为前当权者的同僚关入劳改营,至死也带着对那位无端生事的加害者的恨意。

  这个故事当然没有被整个共和国最优秀的吟游诗人刘趋翌放过,她一直以这个故事为傲,因为每当她讲述它——一名本是文人的前政权警官穷尽一生给世间一切狂热地书写情书,最后只得到了他爱的全世界都仇恨他的结局——这样的悲剧甚至会让对共和国最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发出由衷的叹息,这时天才的说书人就会打一个响指,用一副诡计得逞的情态看着被故事打动的观众,笑着讲完她的最后一句:

  “啊哈,这当然是我编出来的——怎么样,还不错吧?”

  总有一些好事者会问她为何不把这个完美的故事写成小说成为整个共和国最经典的悲剧,她便以这样的剧情安排会令人对旧政权的压迫者产生同情的理由回绝。事实上她也并没有想到自己竟不知不觉垄断了这个故事,在整个社会主义共和国中,除她以外任何一个这个故事的讲述者都会被以煽动反动思想为由举报并逮捕,最后在劳改营中对自己一时错误产生的同情心悔恨终生。这也恰巧让她对这个故事的最后一句夸张描述也成为真实:从此再也没有人会对他产生任何同情,这个荒谬的故事在西伯利亚的雪原上永远永远没有机会再重复。

  弗拉基米尔警官的悲剧总会让人产生一种一切本可以挽回的错觉:在某一个急转直下的转折点之前,他一直是他辖区里每一个人公认的最友好的朋友。即使每一个人对转折点的定义各不相同,但绝大多数人都会将悲剧的源头定义为他与陈新阳在一次游行活动中的反目。那是一个比往常稍微冷一些的秋日,与任何一个深秋的日子都没有差别。窗外的树影仍然随着风晃动,只是不时飘落几片落叶,像一名绝望的文学家撕碎自己的稿纸,让它们在秋日里与蝴蝶共同死在某个明天。太阳比前一天更加慵懒,迟到早退的旷工变本加厉,而鸟雀也跟着延迟了合唱的时间。这时候每一名工人都不会再对自己的工时安排感到满意,而那些对历史有所了解的学者或者是文人们则会想到,秋天,特别是九月到十一月这一段时间,实在是适合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³。

  于是,出于浪漫和不那么浪漫的各方考虑,陈新阳在很长时间之前就策划了这次游行运动,与他邀请弗拉基米尔一起参与夜校筹办的那天只隔了一个星期。事实上就算是这样的提前筹划也让他不算满意,他本想找机会让弗拉基米尔真正加入革命的先锋队,但这样繁忙的任务安排根本没办法让他找时间与他的朋友长谈。他也曾提议向弗拉基米尔透露一部分计划,而这次任务的主要负责人,宣传部部长极夜,差一点在听完他的建议后笑出来。

  “我的好同志啊,我是不是还要感谢您这次没有再先斩后奏私自决定过后再报告?”她仍然用那种利刃一般的眼神盯着陈新阳,“这是革命,不是各位应届生们庆祝毕业时玩的文字游戏。”

  弗拉基米尔将会发现在那一天之前的一段日子里陈新阳对他的政治立场忽然变得十分不满,平日里闲谈国事的轻松氛围荡然无存,他哪怕是一点点不够进步的思想都会被陈新阳逮住长篇大论地批判。弗拉基米尔迷惑极了,他甚至怀疑陈新阳得了某种由政治问题引起的神经症。他找卡尔寻求建议,只得到了他最不满意也最果断的解决方法:断绝来往。可他实在是不愿意失去这样一个朋友,只能任由陈新阳的批评越来越苛刻,直至就连他自己也不由得产生了难以抑制的疲惫感。

  在那一天之前,陈新阳的精神压力达到了他一直以来的顶点,他自知他与弗拉基米尔的冲突仅仅是对黎明工会决策层的不满情绪的迁怒,可每当他看着弗拉基米尔几乎是被他利用而对这盘棋局的全貌一无所知时,他就会在内心里忽而浮现出痛苦的负罪感,下意识地想要推开一切他本不该得到的好意。若干年后,在弗拉基米尔被处决的那天,陈新阳在一夜之间明白自己在那一天过后对“叛徒”弗拉基米尔的彻骨恨意仅仅是对他此前的深重负罪感的补偿机制,他在行刑之前狂奔到刑场,想要在最后的时刻向他的故友告别,可当他赶到时,枪声在他刚刚想要喊出受刑者名字的那一瞬间响起,他来迟了。在围观的人群散去后,他独自站在刑场的血泊当中,只是呆呆地望着眼前那具分辨不出容貌的尸体。他回想起那一天,那时他也像现在这样站在遍地的鲜血中毫无意义地向前凝望着,只是在他面前同样有一个人凝视着他。

  “弗拉基米尔,”他喃喃自语,“弗拉基米尔·马特洛索夫,为什么不是我亲手枪决你,本来那天我就应该向你开枪,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倒在街上……可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没有互相给个痛快,非要把它拖到一个永远也没有结束的日子……”

  他记得在那一天的光景,他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的光景。当两个人举起手枪对峙时,他们身后的队伍早已无视了他们下达的禁止开火的命令相互射击,可射出的子弹都十分克制地分毫没有伤到两位带路者。当二人终于一同放下枪选择饶过彼此时,他们发现他们脚下已经躺满了尸体和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活下来的重伤员。陈新阳还记得那时弗拉基米尔在把视线从陈新阳的眼底离开的一瞬间失去了冰冷的神色,那慌乱的样子让陈新阳下意识想要安慰他,而他自己也在回过神之后被满地的血和尸体惊得愣在原地,他意识到,当二人对峙时,他们的意识已经完全脱离了他们所在的街道,因此根本无法听见他们身后的队伍向彼此射击的声音,而当他们回过神来宣布撤离时,二人的队伍已经损失大半。他还记得那时他身后一名负伤的高大工人并没有接受他的撤退指令,仍然尝试用他受伤的右臂给手枪上膛,击穿弗拉基米尔的脑袋。

  “就让我们给那个该死的叛徒一个痛快。”他小声请求陈新阳的同意。

  陈新阳同样有这样的想法,但他最终没有答应。

  “这不合适,”他固守着他的道德底线,“现在他根本就没有再向我们攻击的打算,我们杀了他又有什么用呢?”

  “您还是太念及旧情。”

  他的同志看上去有些生气,可还是遵循了他的意愿。可是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每当陈新阳再次想起那次巷战时,都会后悔当时没有把那个背叛了他全部热情的叛徒枪决,或是活捉过后用更加残酷的方式把他折磨至死。直到在弗拉基米尔真正被处决的前一夜,他忽然意识到自己的恨意完全是他由于曾经的满腔热望而产生的自作多情,而当他想要抓住最后的时机与弗拉基米尔和解亦或是告别时,行刑队已经先一步扣动扳机,他甚至没来得及喊出他那位故友的名字。最终他只能站在血泊中直直望着眼前那具躺在地上的尸体,仿佛又回到了二人在街巷里对峙的那天,他想起那时弗拉基米尔曾请求他开枪,而这个细节竟然一直被陈新阳遗忘至今。直到这时,陈新阳才发现他已经无法再将他脑内有关弗拉基米尔·马特洛索夫的印象拼合成一个活着的人,在对他纯粹的热忱和纯粹的仇恨中他竟然淡忘了那双最具标志性的淡蓝色眼睛,

  “弗拉基米尔,你究竟是谁?”他站在血泊中仿佛对话般自言自语,“该死,我竟然是把他忘了……”

  与陈新阳糅杂着矛盾情感的忘却不同,在与儿时故友反目后,弗拉基米尔一直对他心存愧疚,甚至反复在梦中被他逼迫着自己杀死自己。作为他的同事和好友,卡尔·蔡特拉斯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心神不定的弗拉基米尔,只能反复向他强调这是必然的结局,而非因他在某处的失误而发生,可这种说明丝毫不起作用。直到有一天他终于无法忍受弗拉基米尔整日的魂不守舍,于是他把他拉到自己的办公室里,用随身带着的国安局配枪指着他的脑袋威胁他:

  “如果您再因为您那个革命党朋友摆出一副对政府不满的样子,我就以国家安全部部长蔡特拉斯的名义,将您以叛国罪处决。”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弗拉基米尔面对枪口竟然主动伸手按动那支手枪的扳机,卡尔吓得连忙扔下自己的枪,大喊一声:

  “你疯了?!”

  而弗拉基米尔仍然用那种溢满忧伤的眼神看着他,轻轻说:

  “我不配做你的同伴。”

  于是这场闹剧就这样不了了之,但在那之后弗拉基米尔的确冷静了很多,他似乎恢复了平日里那份坚定和温柔,只是变得更加疏离和淡漠。可是卡尔再也无暇顾及他的变化,在那次游行引发的武装冲突过后,国安局的任务变得越来越繁重,一向吊儿郎当的卡尔竟然被压得失去了空余的娱乐时间,与此同时他的职位也由于各方原因节节攀升——在他把弗拉基米尔关在办公室里举枪威胁的那天,他确实已经拥有了以叛国罪处决一般行政官员的权力,可他的言辞中并非使用了他自己的名字,而是用了国安局领袖格奥尔格·蔡特拉斯的名号。

  即使卡尔本人的能力不容小觑,但他能如此快速地升职与国安局的蔡特拉斯将军确实是脱不开关系。仅凭姓氏的一致便可以猜测卡尔·蔡特拉斯是将军之子,可这种简单的直系亲属关系只能算是表面:卡尔并非是格奥尔格将军的亲生骨肉,而是他在联合政府内战中收养的遗孤。卡尔仍然能记起在他更改姓氏之前他的父母还是某个组织的重要干部,可他对那个组织没有一丝一毫的归属感。在内战的混乱中,他深深刻入脑中的只有对随时会降临的炮弹和各个阵营复杂交错的利用关系的恐惧,他会把他的每一天当做最后一天来过,竭尽全力让自己在硝烟中仍能热爱生活。直至现在,即便他已经成为了国安局的校级干部,他也仍然对随时有可能爆发的战争有着最深刻的厌恶——丝毫不少于对一切杀戮深恶痛绝的弗拉基米尔。可是他明白,作为国安局的一员,在这样千钧一发的时刻他已经无法逃避,他必须担起他所应当担当的责任,直至他的肉体或者精神被彻底摧毁——那已经是日后的事情了。

  在几位政府官员由于黎明工会无处不在的行踪而忙得团团转时,黎明工会也在秘密策划着他们的下一步行动。陈新阳率领的游行部队虽然伤亡惨重,却也的确很好达成了激化矛盾的目的,在那次冲突过后,不仅仅是工人们的怒火被点燃,就连各个学校的学生们也纷纷开始谴责政府的残暴行径。即使在官方宣传中这次武装冲突被描述为起义军的单方面袭击,也仍有不少左翼学生自发集会宣传反驳政府的一言堂,甚至有几个大胆的学生组织已经和黎明工会建立了联系。

  “学术界——学生和学者,的确是需要争取的一股力量。”冬月在会议发言中说,“一旦争取到他们,在接下来的舆论斗争中就可以一定程度上打破政府对宣传机器的垄断,这是我们接下来应当做的。”

  “您不要绕弯子了,说吧,应该怎么办?”

  宣传是薇妮拉负责的部分,但她对上层社会的知识分子们仍然存在着不小的偏见,她打心底觉得那些人在校园里获得的教育资源都是从像她这样出身卑微的穷人的血汗中榨取而来,因此也不可能真正对革命做出什么贡献,在她看来,这只不过是饱食终日的富家子弟们无所事事时用以消遣的游戏罢了,和在他们中间常见的赌博与嫖娼几乎是没有任何区别,可是冬月并没有感受到她的不满,自顾自下达着她的命令:

  “几天之后,在维森学校会有一次有关上次工人游行的演讲会,我们只需要派几名特派专员旁听记录他们的思想倾向。极夜,这件事——”

  “我亲自去?”

  “是的。为了体现我们对学术界的充分重视……”

  “我拒绝。”薇妮拉斩钉截铁地说。

  “您应该以大局为重……”冬月的声音毫无波澜。

  “以大局为重陪他们玩过家家?冬月政委,您脑子没出什么问题吧?”薇妮拉起立打断了她的发言,“有意义吗?”

  “意义的问题我已经提到过了。”面对薇妮拉的质问,冬月仍然用她一如既往的平静语气回复,“薇妮拉,你坐下,这是在开会。”

  “OCT-1107,您难道真以为您脑袋里嵌着的那颗芯片能让您成为超越一切的创世神吗?”薇妮拉被她高高在上的态度激怒了,瞪着她的赤红双眼冷笑着说道,“现在我们两个的地位可是平等的。如果我拒绝,您又能怎么样?”

  “坐下。”冬月提高音调。

  “哟,多么经典的官僚主义作风——我的冬月政委,您难道是想借这样的机会除掉您一直以来的政敌吗?”薇妮拉的语气和神色更加凌厉,一时间会议室里的空气仿佛凝滞了一般,各位干部们就连呼吸也不敢发出声音。

  “我说,薇妮拉·舒博兰登同志,坐下——”冬月终于是把目光从稿纸上移开,与薇妮拉对视,“不要耍小孩子脾气。”

  在与冬月对视的一瞬间,薇妮拉就彻底败下阵来,冬月波澜不惊的语气是钢铁般的坚硬,可以轻易打破一切防线而无法被伤及分毫。薇妮拉浑身一震,遵从她的指令坐下了,可她仍然不肯服软:

  “除非杀了我……否则别想让我妥协……”

  冬月实在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毫无风险的任务会令平日里工作最为认真负责的薇妮拉产生如此激烈的抗拒反应,她一时间不知道该作何打算,会议室的空气此时变得更为沉滞,许久过后,才有一个声音打破沉寂。

  “我想,我可以替薇妮拉执行这次任务。”

  说话的人有一双晶亮的蓝色眼睛,冬月转头看了看她,并没有任何惊讶的表现,她点点头。

  “那正好,科莱恩,你的身份显然更有利于保密,那么这次任务就交给你了。”


[1]:暗指法语“Abaissé”,在《悲惨世界》中的“ABC朋友社”使用了同样的谐音。

[2]:“proletarian”意为“无产者”,“the people”意为“人民”。

[3]:中国、东德、苏联、朝鲜四国的社会主义政权均于此间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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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之末

序章之末 · 五

  弗拉基米尔的温暖是他被洪流席卷之前那段春日的余晖。那时他还尚未理解苦难的含义。他看灰色是阿尔忒弥斯的皎洁光辉,看阴云是春雨乘坐的列车和彩虹梳妆前的面纱。那时他所见的历史是一座宏伟的巴别塔,他所踏上的每一步都伴着天堂传来的歌声。

  当他轻轻掀开了幕布的一角,看到的是他从未见过的残酷真相。最终他选择离开故地,辞别无瑕的通天白塔。他与那片散发着玫瑰和梦境清香的土地告别,怀着对世界的悲悯,说:

  “我们将在没有黑暗之处相会。”

  在那之后,清晨的钟声中不再带着橘子与柠檬的甜酸气息。可直到他终于能与重逢的故友抒发心中所想,他仍然对这个阴影中的世界没有丝毫怨言。当他感慨两个人离别的数个夏秋之远,却只是在内心最深处浮现起他们在那个不需要纠结于立场的往日时光。他想到正如他们在街角书店的偶遇,他们的相识同样是让他们惊叹的无数巧合之一:他们的父辈几乎是文坛上的论敌,却让二人通过一封辩论信成为至交好友。若干年后,弗拉基米尔仍然能回忆起在他的个子刚刚能轻易取出邮箱中的信件的那年,他悄悄拆开写有父亲笔名的那封信,看到他素不相识的寄信者用沉重的语调叙述正在酝酿的内战阴谋,其中使用的数个专有名词对他而言与信封上的笔名一样陌生。他怀着好奇心和对战争仅有的童话一般的理解向他的父亲询问,却只得到了令他迷茫的解释——这是他第一次感到未来是一团模糊的迷雾,而非洒满阳光的晨间小道。

  十余年过去,弗拉基米尔·马特洛索夫已经习惯了对未来的迷茫,也习惯了彻底将他侵蚀的无力感。直至他第一次对起义者射击的那一刻,他仍然没有彻底熄灭对未来的希望。那时他对着眼前的淋漓鲜血轻轻说,请原谅我,然而就连他自己也无法原谅自己。他已经不会在去想他所生活的世界究竟更像是马孔多还是大洋国,在他被子弹击穿的那一刻,旁观者们会看到他似乎闭上双眼轻笑着,仿佛对他的结局并无异议。那一天的天气很好,或许会让人回想起柏林墙坍塌或克里姆林宫降下红旗,人群中同样在某一刻响起欢呼声,而他再也无法对他自己生命的每一个瞬间拥有解释的权利。

  弗拉基米尔·马特洛索夫将会被后世形容为一个十恶不赦的刽子手,而陈新阳、廖丽娅·苏里科娃和薇妮拉·舒博兰登也会有同样的结局。在处决弗拉基米尔之后的第二天,革命的先锋们照例歌颂着他们的胜利,如同他们已经将一切黑暗彻底从这极北之地抹除。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这种狂欢的氛围终于逐渐消散,导火索或许是李星火的遇刺或是廖丽娅和薇妮拉的分道扬镳。此后危机感开始在党内外蔓延,一如当年那个旧政府对革命者们凝重的宣战。

  薇妮拉·舒博兰登绝不会坐以待毙。她找到情报部的干部刘趋翌商讨一个政治警察部门存在的必要性,把她安排为这个新部门的部长,全权负责危险分子的清查。刘趋翌抬手向领袖敬礼,却眯着眼摆出一副得意的表情。薇妮拉看出她的轻蔑,但她仍然对这位与她并肩战斗了数年的情报工作者无可奈何。在对公事的讨论过后,薇妮拉请刘趋翌坐在办公室墙边的靠椅上陪她聊天,这让她们想起了这革命之前她们曾经在书店里畅谈与革命和未来无关的事物。但最终她们不可避免地谈到共和国,谈到即将成立的安全部,轻松氛围随即散去,二人都意识到她们之间的博弈绝非出于其中一方的个人意愿。薇妮拉向刘趋翌询问她对这个新部门的看法,年轻的干部又眯起眼睛,将右腿轻轻搭在左腿上,仿佛坐在贵宾椅上的她才是这间办公室真正的主人:

  “Wir sind überall……真不错。¹”

  薇妮拉完全没有读懂,却看出她肆意表露的轻蔑,她冷笑着质问那位狂妄的客人她究竟想说什么,然而这根本无法震慑她:

  “我的小女孩,这可是必修历史。”

  “刘趋翌,注意你的身份!”

  “那……我再次感谢您将安全部交给我。”

  薇妮拉甚至想不出来她还有什么理由不立刻拔枪击穿此人的脑袋以宣示主权,可她终究没有这样做。在刘趋翌离开后,她看到在那把椅子上多了一袋巧克力糖,装饰精美的包装袋上贴着一张字条,用工整的俄语笔迹写着“给我最好的同志”。她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是把那袋糖放到抽屉里,用食指和中指轻揉自己的太阳穴,念叨着:

  “我早晚要开除她,我早晚要开除她……”

  在革命成功后的某一天,陈新阳才意识到他对革命成果的不满。那一次他终于想摆脱革命者的标签回到他的学术研究上,却由于论文中一句对前政府赞许之言而被警告。他看着安全部的警告信上列举的禁令,回想起曾经朝花学社的关停,回想起朝阳书店桌子上贴着的莫谈国事,他忽然感到迷茫。此时书店已经成为革命博物馆,每一个他所熟悉的物件旁都立着禁止触碰的告示,莫谈国事的标签仍然贴在桌子上,那已经被认为是旧政权思想压迫的体现。他不知何时已经厌倦了重复一致的口号和赞歌。他感到空虚。政治警察是一样的、文化管制是一样的、报章上永恒不变的赞颂是一样的、对反抗者的压制是一样的——他仍然可以回想起建国后的罢工者如何被当成人民的敌人被镇压。他在书店里踱步,看着或年轻或年老的参观者们小声重复着革命者们的丰功伟绩,却感到不真实。他已经无法说服自己了。当他看到木质的桌椅排得整齐,柜台上弥漫着若有若无的茶香,他会想到的是在歌功颂德的文字还未出现的某一年他与朋友们度过的下午,在那之后,那些最自由和热爱自由的人们都渐行渐远,最终成为某个钢铁秩序的标志。

  陈新阳来到了卡尔·蔡特拉斯上校的墓前,布包里装着两瓶伏特加、一支康乃馨和一支玫瑰。前政府的上校被葬在一片偏僻的树林里,只有一块墓碑静静立在树影斑驳之下,墓志铭上没有他作为军官的丰功伟绩,只有诗一般的寥寥数语。他欲言无言,沉默着俯身放下两支红得过于鲜艳的花,打开一瓶烈酒,倒半瓶在花瓣和泥土上,倒半瓶在自己的喉咙里。他从未喝过这样烈的酒,他感到他的心脏像是被焚烧了一样,精神迷离,以至于产生幻觉,看到一个身穿前国安局制服的亡灵对他举杯。他许久无法适应,他低声絮语,他大声疾呼,他靠着回忆的幻想消磨时间至日头渐落,树影挪移着拼出无规则的序列又被打散,直至光斑被晚霞取代,草叶和树影中都被蒙上一抹红。陈新阳已然酩酊大醉,他在混沌中回顾着当年的话题,让人不知这时是三年前还是五年前,不知究竟那时的故友几人仍存于世。待到他稍稍清醒,在迷蒙中只见冰冷的碑和被烈酒冲洗过的鲜花,它们已在晚霞中静默太久。他终究是想起上一秒还与之争吵政事的军官早已永久地离开了,而此时革命者陈新阳的衣领上别着黎明的勋章,他因而失去了针砭时弊的资格。

  他仰头远望着天边落暮遍天赤霞,他失声痛哭。

  而此时就连晚霞也将离他而去。

  卡尔·蔡特拉斯上校死得无愧于他的军衔。那是他率领一支政府军与游击队作战的第三天,他的队伍里只剩下几百人,他们被包围,他下令军队与共和国共存共亡。他被子弹击中胸膛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冲锋”,那一瞬间他仍然保持着发号施令的姿势,直到涌出鲜血的重伤让他僵直倒在地上。此时的共和国的统治已经走向末路,战死的上校甚至没有得到他应有的葬礼,只是由他的老朋友弗拉基米尔·马特洛索夫警官在他越来越无法完成的任务罅隙中简单操办。这时每一家人都会在抽屉里放一面红旗和一面蓝旗,并无差别地对穿着制服的人尊敬又疏远。人们会根据几家靠近车站的城市中最豪华的酒店的灯光和喊声判断游击队和政府军的战况,其中有一些勇敢的会在军队在街上巡逻时下注,给某一方的军官献花,如果他们幸运会得到几个赏钱或是一句承诺,而运气差的会在下一次占领者的更替中被揭发,被当做敌人拘捕或者枪决。弗拉基米尔最终把卡尔葬在了一片白桦林里,在墓志铭上没有陈述他的丰功伟绩,如果不看名字,人们或许会认为那碑是为牺牲的革命者所做:

  “现在我们的内心还燃烧着自由之火,

  现在我们正直的心还没有死亡,

  我的朋友,我们要把我们的心灵的

  美丽的激情,都献给我们的祖邦。²”

  当陈新阳来到卡尔墓前,看到这几句题在墓碑上的诗的那一刻,他仿佛又回到了若干年前他在书店中与他的朋友们讨论文学和政治的日子。可是唯物主义者不相信死后的世界,他就算立刻杀死自己也无法与他们重逢,他只能思念,他与他的记忆永远隔着一面看不见的壁垒,而就连思念都成了不被允许的罪过——一名革命者只应向往未来。他记忆中的过去已经成了谎言,他的每一段与史书中不符的回忆都成了幻觉,他将瓶中的烈酒一饮而尽,他还从未喝过这样的烈酒,刹那间,他看到他的回忆带着林中摇曳的影子向他走来……

  “我的同志们,”此时他已经无法抑制他的眼泪,“我永远的同志们……”

  就算是弗拉基米尔的故乡新西伯利亚,那个繁华的首都,也并非没有革命的赤色暗流。在维森学院——从几十年之前就是全国最著名的学院——的校区附近,一家咖啡厅在中央广场放射状的街道上开设着,这就是黎明工会的革命者和朝花学社的学者的据点之一,也同样有着一个带着意象的名字:清晨。与其他开设在繁华地段的商铺一样,这间咖啡厅装潢雅致,每天会有衣着光鲜的顾客来来往往,室内一尘不染,留声机里播放着舒缓的音乐,暖黄色的灯光恰到好处的照亮每一个角落。咖啡厅的二楼的阁楼并不对外开放,那是一间黎明工会的秘密会议厅,而良好的隔音手段让这间房间里发生的所有谈话都无法被外界察觉。由于缺少保密措施,会议厅里并不像朝阳书店的暗室那样摆满了违禁的书籍,看上去仅仅是一间休息室。咖啡厅的员工由黎明工会总部安排,有时也会招几个可靠的进步学生做工。如果说朝阳书店被刘趋翌设计成裕泰茶楼的翻版,那么在清晨咖啡厅或许可以找到《悲惨世界》中ABC朋友社经常聚会的缪夏咖啡厅的影子:实在是与书中所述并无二致,在会议室里发生的每一次激烈而充满革命乐观精神的讨论都不免让年轻人们期盼着他们真正在街垒上向统治者的军队开枪的一天,没有人会怀疑在一次革命过后将会有一个代表着光明和希望的新政权建成,多么激励人心——一次属于他们的革命!

  弗拉基米尔·马特洛索夫警官偶尔会得到回到他记忆中的那个繁华城市的机会,因此他也阴差阳错地与这一据点的革命者们有了交集。他第一次来到这间咖啡馆是一个冬日的午后,新年的氛围给他目之所及的一切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色,他走进咖啡厅,柜台旁几个大学生年龄的青年正在探讨着圣诞节——这是核战战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节日,时至今日也仍被重视——他们谈到耶稣与天主教,谈到火刑柱与贞德,谈到宗教改革与资产阶级革命,弗拉基米尔猜想这可能是他们的论文命题,于是在点了杯美式咖啡过后就坐在离他们最近的位置上旁听着。他们的交流告一段落时,其中一位有着漂亮金棕色眼睛的高个子注意到弗拉基米尔望向他们的视线,他对他轻轻笑了笑,而弗拉基米尔也用同样的微笑回应。

  “您好,先生。”青年向他打招呼,“祝您圣诞快乐。”

  “也祝您圣诞快乐。”

  “您是个生面孔,从拿破仑格勒来的?”

  “在斯密工作,但之前是新西伯利亚人。”

  “喔,工业区——为什么要到那边去?”

  弗拉基米尔并没有回答,对方看上去若有所思,点点头,接着对他说:

  “先生,试问您尊姓大名?”

  “弗拉基米尔·马特洛索夫。”

  “您好,马特洛索夫先生,我是佩特科斯·克里斯蒂安——前面的是姓。”

  “很高兴认识您,佩特科斯先生。”

  “向您介绍一下,”克里斯蒂安看向他身边的几位青年,“这位是科莱恩·舒博兰登,这位是赫尔曼·穆勒,这位是沈熙晓。朋友们,这位是弗拉基米尔·马特洛索夫。”

  于是年轻人们相互认识了。

  在假期的几天里,弗拉基米尔经常来到咖啡馆与几位朋友聊天——就像他在朝阳书店里做的那样。几位店员在交流中偶尔会提到朝花学社,这让弗拉基米尔不由得想到陈新阳,他的确能从这些青年人身上看到他的影子,他们同样有活力、有理想,热爱文学与历史,却没有陈新阳那样激进。他们显然经历了更多锻炼,不会轻易表露立场,完全不会引起弗拉基米尔的怀疑,而他们对弗拉基米尔的判断也很模糊并带着些危险:这位温柔的文学爱好者不是前朝花学社或黎明工会的成员,就是伪装成前者监视他们的特务。直到弗拉基米尔结束假期回到岗位,他们的交流仍然顺利,也并没有意外发生,因此几位革命者们并没有对他过多怀疑,作为年轻人,他们还是更愿意自己身边多出一个朋友,而不是一个需要时时刻刻监视和斗智斗勇的敌人。

  若干年后,当弗拉基米尔被枪决时,克里斯蒂安站在人群中央,这时他已经有了黎明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头衔。他有些恍然,不由得重新想起他在几年前的阁楼会议中曾提醒他的同志们对弗拉基米尔保持警惕,他却成为了与他走得最近的人——在弗拉基米尔离开新西伯利亚后,二人仍然常保持着书信联系。他不得不承认弗拉基米尔身上的文人气质十分具有吸引力,他有时会产生让他加入革命的想法。这想法与陈新阳不谋而合,而他们彻底失去联系的那一天,也正是弗拉基米尔与陈新阳关系破裂的那天。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克里斯蒂安才意识到弗拉基米尔一开始就是他的敌人,这时就算是他也会油然而生一种被背叛的失望。但在弗拉基米尔被处决的那一次公审大会上,他仍然镇定心绪,没有跟着人群中的呼声一起声讨旧时代的官僚,只是用金棕色眼睛望着他,后者此时正低着头接受群众的辱骂并等待行刑那一刹那的来临。克里斯蒂安内心五味杂陈,他似乎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这样一个温善的人会走上暴力执法的道路。他对自己说,克里斯蒂安,你在为人民公敌开脱,无论如何他已经成为了罪人,革命不会原谅他,人民不会原谅他……

  “不是我想要杀你,”他自言自语一样用极小的声音对他曾经的朋友说,“是革命要杀你。”

  他没有想到这句话有一天会原封不动地交还予他。数年后,他也成为了公审大会的受审者,那时他已经被持续不断的审讯折磨得精神恍惚,不受自身控制地承认了他未曾犯过的罪行,可是仍然没有理解自己究竟在何时做了哪些危害党和人民的事。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夜晚,当新任领导人薇妮拉·舒博兰登来到他的牢房,向他告别——或许也是向他宣称自己的胜利者身份,他只是坐在角落里,把头埋在两膝之间,甚至没有去看她。

  他只是问:“是我做错了什么吗?”

  “您已经成为人民的敌人了。”他可以听到来者声音中的笑意,“现在,是人民想杀你。”

  此时薇妮拉已经除掉了她的几乎每一个敌人。她在闲暇时会回顾自己的无数次死里逃生,每一次都是他人代替她死亡。或许她从一开始就死了,就连她自己也被她杀死了。她已经无法去想现在的她究竟还剩下什么,在她与黎明共同的荣光中,她如此孤独,孤独得像她处死费德莫尔克那天他对她的诅咒。

  当曾经的审讯官在审讯室中被折磨得遍体鳞伤,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时,他才真正意识到这位在鲜血中成长的女孩究竟能残忍到哪种地步。或许此时的场景在他们几年前的第一次相见就已经注定了。在得胜者将她那段一直不愿意提起的过往像陈列战利品一般一一道来时,费德打断了她:

  “你这个嗜血的暴君,你永远也别想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无耻的间谍,你没有资格说这些。”

  “你迟早会被你的党背叛。”

  “我会杀死每一个叛徒。”

  “哈哈,那你应该先杀死自己。”

  “我应该先杀了你。”

  若干年后,当薇妮拉再次回忆起这段对话,她会恐惧于那位死刑犯的预言,同时由于结束对话的那声枪响而感到些许坦然。最终是她赢了,每一次都是她赢了。

  “刘趋翌,”于是她如往常一样向安全部发号施令道,“请继续清查佩特科斯余党。”


[1]:德语,“我们无处不在”,民主德国史塔西的口号。

[2]:出自普希金《致恰达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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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之末

序章之末 · 六

  在科莱恩替薇妮拉参加学生集会的前一天,薇妮拉被一种说不清的预感缠绕得整宿睡不着觉。她紧紧捂住她的眼睛,以免自己在黑暗中产生无来由的血腥幻觉,她预感到意外的发生,她被她的预言折磨,与曾经的每一个夜晚被无法逃离的回忆攥紧一样。科莱恩·舒博兰登死在大街上,科莱恩·舒博兰登死在书店里,科莱恩·舒博兰登死在政府大楼门前,科莱恩·舒博兰登死在维森学校门口,薇妮拉蜷在床上,尝试把中弹身亡的科莱恩·舒博兰登从她清醒的梦境里驱逐,这如同让科莱恩在当初忽视重伤在雪地中的安娜·斯捷潘琴科一样困难而不可能。

  “这世界究竟是怎么了?”她念着,就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其中含义,“尼采和斯大林,莫洛托夫和戈培尔……妄谈政事者将在转角处被枪杀……”

  直至薇妮拉·极夜成为备受崇敬的领袖和独裁者,她仍旧没有解开这个谜题。到那时,妄谈政事者将迎来死亡仍然是这个世界的基本准则,太阳可以绕着地球转、苹果可以在熟透的时候飞到天上、二加二可以等于三四五……但妄谈政事者必定迎来死亡。

  于是科莱恩·舒博兰登在街角遇刺,此事令薇妮拉·舒博兰登从此与冬月结仇。如果科莱恩活到薇妮拉执政期间,她或许会被独裁者的洗脑术改造成一具空壳,所以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一种幸运。但极夜本人并没有意料到这些,每当提起科莱恩这一名字,她只会想到那位有着克莱因蓝色眼睛¹的女人在参与学生集会后被一颗子弹击毙,除此之外,便是安娜·斯捷潘琴科——她可不是薇妮拉或者极夜——在雪地中遇到的施救者。

  直至她生命的最后一天,我们仍然不能说科莱恩对生活失去了半点热情。一如她曾经热衷于尼采的超人论和雅利安至上学说,黎明的革命同样让她找到了对身份的认同和对未来的希望——而这种激情有别于前两者,持续到了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在她把重伤的薇妮拉唤醒的第一天,她绝没有想到这位漂亮的小女孩日后会成为天才的煽动家和新共和国的独裁者,与后世史学家所述不同的是,她救助并在日后全身心追随这位未来领袖的原因单纯地不可思议,仅仅是出于对伤者的同情和对伙伴的信任。她在被子弹击中的那一刻甚至没有经历弗拉基米尔·马特洛索夫警官面对行刑队时的忏悔和坦然,她只是本能地知觉自己会在这条街上死去,遗憾着她最终没能与薇妮拉·舒博兰登走到最后。她的死引发了极夜与冬月长达数十年的博弈、引发了帝摩克莱斯国家安全局局长的遇刺事件、引发了卡尔·蔡特拉斯与弗拉基米尔·马特洛索夫的精神崩溃与死亡、引发了属于舒博兰登的红色帝国最终走向末路,后世的史学家们会将这一事件勾画得浓墨重彩,但此时科莱恩·舒博兰登,这位有着克莱因蓝色眼睛的善良女孩已经死去了。

  而科莱恩的遇刺案件在薇妮拉心中可以算得上冬月的谋杀。冬月本不需要负责,她只是做了她该做的事,就像卡尔上校的执法一样自然而理所应当,可是当她看到薇妮拉几乎要对她开枪时,她明白对一个疯子讲道理是毫无意义的——更何况像“极夜”这样才华横溢又声名显赫却无可救药的歇斯底里者,她也有那么一刻认为这样危险的人比起会议室更应该待在精神病院。最终她名义上向薇妮拉道歉以保留生命,而事实上这时的薇妮拉根本无力对冬月开枪,在后者说出对不起一词的下一秒钟,在朝阳书店的秘密会议室里先传来金属掉落的声音,紧接着是一个什么带着骨架的物体坍塌了。

  在格奥尔格·蔡特拉斯上将的遇刺事件引起群众的广泛关注之前,冬月就已经知晓此事出自谁手。杀人凶手被逮捕时精神错乱,对审讯官前言不搭后语地说自己是约瑟夫·斯大林转世²。刘趋翌在拿到当天的报纸时笑得喘不过气,嘲笑这位可怜的刺杀者竟然在自称斯大林时连唯物主义不相信来生都不知道,廖丽娅则一反常态,她面对滑稽戏一样的审讯报告完全笑不出来,斯大林这个名字的隐喻意味过于浓厚,使她不得不相信她的直觉。这时薇妮拉并不在书店暗间的会议室里,没有人知道她究竟在哪,当黎明工会的领袖们注意到这一点时——此时他们正少有地聚在一起——他们发现那个灰色的幽灵已经离他们团结的组织和赤诚的信念太远太远了。

  上将的死对本就混乱的时局如同火上浇油,他是国安局局长,同时也是帝摩克莱斯由共和国逐渐转变为军政府这一时期里最温和清廉的保守派高官。在朝阳书店的秘密会议上,革命的领导人和第一面旗帜李星火冒着被通缉的危险前来参加探讨,并得出如下结论:或许,帝摩克莱斯已经没救了。

  薇妮拉不会告诉任何人她如何利用一个精神病人刺杀被众多卫兵保护的国安局局长,也不会阐明这个阴谋是否是对科莱恩之死的复仇,如果有哪个好奇心强于求生欲的疯子非要朝她问出整个故事,他将震惊整个社会主义共和国——没有人会相信在新西伯利亚再出现这样完全无法理喻的疯子。当刘趋翌信任的手下在她的政治笑话大会上讲出这个实在没有笑点的危险笑话用来凑数时,刘趋翌本人帮他补上了画龙点睛的一笔——或许这才是笑话作者想说却又实在不敢说的:

  “人民群众里当然不会有这样的疯子,整个西伯利亚最没得救的疯子都到黎明主席团里来了!”

  直至薇妮拉不得不为她人生的句号书写遗书之时,她回忆起科莱恩的死仍然仿佛又一次亲临。她在报章上得到的消息是“原因不明”,在字里行间还带了一些关于这位年轻的研究员行为不端的暗示,她攥着报纸忍不住发抖,因为这一报告中除了谎言和污蔑别无其他。在薇妮拉成为共和国的独裁暴君过后,她曾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寻找此事件的每一个亲历者刨根问底试图还原真相,她也得到了她想要的回答:进步演讲、特务埋伏、伺机刺杀。我们无从得知在曾经的革命者掌权的年代这些供词里究竟几分真假,但在科莱恩在维森学校的集会上发表激进言论并被刺杀过后,每一个良知尚存的学者和曾经的学者都为她鸣不平。弗拉基米尔·马特洛索夫警官在得知此时后破口大骂,而此时他刚刚与他的故友陈新阳反目成仇,他怒斥他所应该服务的政府是无耻的混蛋,并把他手中的那页报道撕成碎片——这是他第一次如此粗暴地对待写有文字的纸制品,在此之前他会将用报纸包裹面包视为对人类文明结晶的玷污。就连卡尔也不再为国安局赤裸裸的暴行辩解,他颓废地伏在桌面十指交叉搭成梯形,却不得不承认这是乱世中维持秩序的必要手段,并反复设想他与廖丽娅兵戈相向的一天。陈新阳在与弗拉基米尔发生武装冲突之后已经转移到了另一个据点,他正懊悔在当初没对弗拉基米尔这样的政府走狗来上一枪。科莱恩在发言时绝没有想到她死后引起的波澜和博弈,如同她救助薇妮拉一样不假思索,台上有人说了假话,她就站起来反驳;赢得了全场雷鸣般的掌声,她感到欢愉,并由心而发为学生们的觉醒感到高兴;在街角被埋伏者的子弹击中心脏,她和绝大多数牺牲的革命者一样感到无尽的光荣,却遗憾自己无法陪着她当初在雪地中救下的灰眼睛女孩建设新的国家。冬月应当是得知此消息后最镇定的一个,因为她无法表现出任何悲伤,她却因此被薇妮拉指责为毫无感情的阴谋家。

  “您的心是铅做的。³”

  薇妮拉举枪直指冬月的脑袋,此时她的神态比任何一次威胁要更加可怕。

  “薇妮拉,你不要难过,我可以理解你的心情……”

  “去死。”

  “真的,薇妮拉,我实在感到抱歉,但……”

  “——去死。”

  当刘趋翌听到声响匆忙赶来时,正看到薇妮拉倒在地上,而冬月波澜不惊地向来者报告情况。薇妮拉在对冬月施以威胁时甚至忘了给手枪上膛,未来的第三任领袖就这样捡回来一条命。面对昏迷的薇妮拉,刘趋翌熟练地抱起她往外走。

  “恐怕她今晚要住在我的宿舍了。”她说。

  “辛苦了。”冬月半赞许半感谢地对她点点头。

  “真是有惊无险……差点就爆发了黎明工会第一次内战……”

  在成为安全部部长后,曾有人向刘趋翌询问为什么她总有一只耳朵里戴着连接着政府大楼各处窃听器的耳机,她总会将其解释为在革命斗争中养成的习惯。所有人都把这个解释理解成作为一名革命战士出生入死的警觉,只有她自己——或许还有其他一两个人知道,她会因为极夜这位伟大的暴君随时会做出的非理性行为感到头痛。她在领袖的办公室里放置了无数个窃听器和摄像头,这种事除她以外再也没有人敢做,就连冬月对薇妮拉的疯狂也仅仅是言语干涉。当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第一位独裁者在她的卧室里服毒自杀时,这位无所不知的情报人员却不是最早的知情者,她因而感慨道:

  “枪和子弹真是古人类最伟大的发明——至少在死人的时候还能听个响。”

  如果弗拉基米尔·马特洛索夫在场,他一定会抨击刘趋翌说出这句话时对生命的蔑视。他厌恶任何武器,甚至就算是在他成为残暴的执法者过后,他仍然希望所有武器伴随着人类无休止的争斗在一夜之间彻底消失。当他在公审大会上面对行刑队时,他忏悔他的暴行,却无法原谅所谓革命者们犯下的罪过。就在这最后纠结的几秒钟之间,他或许会想到陈新阳,想到两个人在打扫整洁的废弃仓库里畅谈理想,想到他走到这一步其实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他用第三者的视角旁观了弗拉基米尔·马特洛索夫与任何人无异的悲剧的一生,走过了朝阳书店的门口、新西伯利亚的中心广场和安排着行刑队的公审大会,又仿佛来到某个没有档案的档案室阅读了安娜·斯捷潘琴科、OCT-1107、廖丽娅·苏里科娃这些他不曾了解的敌人的人生,他感到悲伤和绝望,但他已经无以为悲伤和绝望,若干年后的每一本史书中都忽略了他死前似坦然又似悲伤和绝望的神色,只是一笔带过地写道前政府官员弗拉基米尔·马特洛索夫作为残忍的反革命分子被判处死刑。当他完全以旁观者的姿态面对行刑队时,他甚至不切实际地希望这是一场梦,当子弹击中他眼前的弗拉基米尔·马特洛索夫的头颅,他将在持续了数十年的噩梦中惊醒,回到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看到他的父亲拍拍他的肩膀,劝他写作时不要透支自己过多的精力。如果他可以记住他的梦境,他将把这场没有尽头的梦写在自己的小说里,用荒诞的文字叙述一位名为弗拉基米尔·马特洛索夫的警官的荒诞一生,从他在公审大会上被行刑者的子弹击中头颅开始,写薇妮拉、写廖丽娅、写他的同事卡尔和故友陈新阳,最终写到这场梦随着子弹击中弗拉基米尔·马特洛索夫的头颅而结束,在最后的最后阐明这个故事彻头彻尾的虚构性,用浪漫而不切实际的笔法写道:这样的故事将在极北之地、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无限次循环下去,直至这个种族的最后一名成员的生命迎来终结。

  可是若干年后的史书仍然如实——至少名义上如实记载了这样的故事,那时就连最残暴的独裁者都无法决定她死后的无数双眼睛应该用何种眼神看着她。薇妮拉·舒博兰登一定不会希望她十九岁前的任何经历出现在人们视野中,但安娜·斯捷潘琴科这个被抛弃的女孩终究存在过。对于暴君薇妮拉在她卧室中的自尽,那位就连对审讯也毫无惧色的女孩应该会微笑着欣赏并留下一句幸灾乐祸的话,就像当初她面对还仅仅是一串代号的审讯官,亦或是在若干年后她以得胜者的姿态处决她想象中的敌人那样。她被抛弃过太多次,以至于在日后连“曾经抛弃过她的人”和“正在抛弃她的人”都无法分辨,她想要彻底将安娜·斯捷潘琴科抛弃,却永远也逃不过那位国安局线人的灰色眼睛。在这位曾经的独裁者在临终前孤独地为自己撰写遗书时,她曾对是否要将她所经历和见证的一切和盘托出而犹豫不决,最终选择把这个持续了不知多少年的弥天大谎继续下去。而知情者将永远知道一切,当安娜·斯捷潘琴科在过量药物的作用下陷入恍惚的迷梦时,她仿佛可以看到若干年后史书的作者们仍旧写下了她完整的一生,与她记忆中的一切并无差异,她已经无法阻拦他们写下安娜如何出生并被抛弃、如何被廖丽娅拯救并抛弃、如何被迫出卖肉体和灵魂并被抛弃、如何成为帝摩克莱斯钢铁秩序的维护者之一并被抛弃、如何被科莱恩拯救并抛弃、如何成为黎明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领袖并走向独裁并被抛弃、如何在自己的卧室里结束她理应被抛弃的一生。

  当科莱恩·舒博兰登在街角被埋伏的特务刺杀时,李星火还在为革命制定下一步计划。即使此后无数人会说他在革命的最开始就已经预测到此后发生的一切,但他的确是对科莱恩的死全无准备。在革命成功的若干年后,曾经的理想主义青年李星火已经被神化到人类无法企及的程度,只有在高层干部中间秘密举行的娱乐性活动中,这个名字才会短暂地以人的身份出现,他往往在吹口琴、学历史或是写几篇并不带有革命性的文章,却从没有人提起过这位被神化了的领袖生前最不喜欢他人把他称为无瑕的云石塑像。如果有人问起,他会毫无顾忌地坦白李星火在成为李星火之前的一切经历,他会坦白他曾经“蠢得要命”相信一个专制极权的腐朽政府会带给人民幸福与和平;他会坦白在他领导维森学校的学生运动时,曾经因决策错误让他的几位同学身受重伤下落不明;他同样会坦白当科莱恩遇刺、薇妮拉与冬月的关系再也无法恢复时,他对他的同志们之间存在的明争暗斗一无所知。

  有时,他会在他的拥护者面前这样说:

  “同志,您应当明白人民才是历史真正的缔造者,我只不过是一个经常犯傻的出头鸟罢了。”

  即便如此,造神运动依旧。或许此时的人们已经把对英雄人物的崇拜刻进了他们千百年流传的基因里,在这文明的起源、发展和流传中,他们将永久铭记凯撒、拿破仑乃至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名字,却没有人知晓他们每一位死去的追随者为宏大理想牺牲时的遗言。人民的领袖李星火怀着他伟大而近乎无法实现的理想遇刺身亡的那天,人们的悲痛达到了就连战争和饥荒的痛苦也无法与之比拟的地步,在颇有争议的独裁者薇妮拉·极夜临终前的回忆里,那时人群中的狂热令她理所应当地进一步点燃他们的情绪,并理所应当地成为了他们的下一任造神对象,甚至在那一刻就连她自己也忘记了她仅仅是一名无助的女孩,而非无所不能的领袖。她希望她永久沉溺于这样的幻想中,遗忘她的过往,遗忘安娜·斯捷潘琴科的悲剧,遗忘遇刺的科莱恩·舒博兰登和欺骗她的费德莫尔克,甚至遗忘在不久前离开的神像李星火,从此这个世界只剩下她与她所制造的幻象。

  但她最终没有如愿以偿。当她满怀着对自己和他人的怀疑以及对现实的切实考虑,作为黎明工人党的新任领导人“极夜”宣布人民的敌人仍然在这个国家进行他们恶意的密谋,企图像刺杀李星火一样扼杀这个初生的政权时,在后世的史书中会如是写道:从她的这样一句演讲开始,一个崭新的时代——思想罪和耳语者的时代——就此拉开了序幕。


[1]:科莱恩(Klein)与克莱因蓝(Klein Blue)系同一词汇。

[2]:此处neta了历史上哥伦比亚的自由派领袖豪尔赫·埃利塞尔·盖坦·阿亚拉遇刺时刺客曾精神错乱地认为自己是哥伦比亚独立运动领袖弗朗西斯科·德保拉·桑坦德转世的故事。

[3]:王尔德《快乐王子》中的快乐王子“由于心是铅做的而无法感到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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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之末

序章之末 · 七

  当新生的帝摩克莱斯政府还没有残暴到需要让百姓们放弃自己的生活投身革命的时候,人们比起政治更常交谈面包和蔬菜的价格,过于向往未来或过去会被评价为不切实际。那时弗拉基米尔的母亲由于超脱世俗并未被人理解,直至弗拉基米尔死后,才有被剥夺自由的文人意识到那是在乱世中逃离狂热的最好方法,因而文坛和民间出现了无数有关她下落的谣言,从劳改营到安全部,直至共产主义者不应该相信的地狱和天堂,她近乎无处不在。

  对于这位无处不在的伊莎贝尔,我们一般不称她的父姓或是夫姓,也不称她是谁的母亲,她似乎从一开始就无法被剥夺自由,因此也不该被冠上与她无关的称呼。她出生于一个优渥的家庭中,无忧无虑地成长和创作,并由于在那样一个环境下——核战战后重建、居民文化互斥、政府内部勾心斗角——仍然能保持没有奢靡感的纯洁的无忧无虑而成名。在她作为一名备受关注的诗人获得颇多奖项时,她忽然更换笔名,再也不发表诗作,在一夜之间让自己转职成了一名童话作家,没人知道其中原因,或许仅仅是因为她厌烦了曾经的身份和荣誉。体裁的改变并未影响她天赋的发挥,她仍然著名,笔名的更换也并未对她的读者起到任何迷惑作用,她的风格过于明显,就算是刚刚学会读写的孩子也能看出其中相似。没人知道她为什么组建家庭甚至育有一子,但她确实把她的浪漫和在文学上的天赋分毫不差地传给了弗拉基米尔·马特洛索夫,并被他改写成了一篇悲剧。当弗拉基米尔·马特洛索夫面对行刑队时,他的父亲将劳改营中度过余生,而他的母亲早已下落不明。他的一生是最震撼人心的小说素材,但整个社会主义共和国没有人敢于取用。

  在伊莎贝尔笔下的故事里成长的一代,我们不能说他们会因为她创造的乌托邦而对未来充满向往,他们同时也是在炮火下成长的一代。有无数人因此妻离子散,甚至连姓名都丢失掉,直至弗拉基米尔在公审大会上面对行刑队时,他仍然无法理解流浪者维克多对世界的淡漠,仿佛天地之间除了他自己别无任何事物。维克多的年龄并不比弗拉基米尔相差多少,但战火和命运已经将他们竖切成了两代人。若干年后将会有无数著作铺开陈述发生在这流浪的一代人的故事,无论其中包含的情感是褒是贬,如果令当事人阅读定会被评价为胡扯,但这并不是作者们的错——他们完全无法触碰到真相。

  在弗拉基米尔·马特洛索夫被处决之后,陈新阳向政府申请辞去了他在国立古文明研究所的职位,购置了远离人烟的一间小屋,寻了家小报靠微薄的稿酬维生。在他漫长的余生中,他所做的唯一被他自己定义为有意义的事情就是用一页又一页的稿纸写下他这几十年来的所见所闻,每当写完一页就立刻将其烧掉。在他最开始落笔的那一刻,他仿佛又回到了在朝阳书店与弗拉基米尔重逢的那个午后,那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八月的下午,窗外杨树和桦树的叶子低垂着,仿佛要睡着了一样。这样一个叙事的起始点太早也太晚,陈新阳不得不按照他记忆中的顺序而非时间推移将它和它所引起的其他回忆书写一遍又一遍。每周三是周报的交稿日,他会将稿纸的灰烬倒掉,购置足够写一周的白纸和足够吃一周的口粮,除此之外没人再在任何地方见过他。在那个可以被称为红色恐怖的年代,他的销声匿迹让很大一部分与他并无深交的黎明干部误认为他已经被抹除,只有刘趋翌偶尔会去见他,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冬月接替薇妮拉职权的第三个月,此时思想罪的时代已经过去,刘趋翌部长仍是那一副玩世不恭的模样,只有陈新阳的作家的眼睛能看出她已经不再年轻了。陈新阳给刘趋翌沏了杯茶,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并没有用语言交流。刘趋翌可以看出,在每一次他来陈新阳家做客时,这间屋子的陈设都比上一次来时更像朝阳书店的布局,在刘趋翌最后一次光顾时,她已经身处于一个朝阳书店的翻版,坐在贴着莫谈国事标签的木桌旁,用朝阳书店的茶杯喝着与当年味道相同的茶。

  刘趋翌叹了口气,终于打破沉默:

  “你越来越念旧了。”

  “你也是。”

  “为什么这么说?”

  “你能看出我越来越念旧了。”

  刘趋翌没再说话,陈新阳引向下一个话题:

  “当初那边的那些,现在还剩下几个?——你、我、冬月……”

  “没有了。”

  “嗯,没有了。”

  在那之后刘趋翌再也没来过,陈新阳猜测她大约是死了。一段时间过后,在他出门的那天,所有人都在议论着安全部部长的遇刺身亡。他摇了摇头,说:

  “又是刺杀,就一点也不能有什么新花样。”

  陈新阳并没有为刘趋翌的死过于悲伤,他仍然在誊写着他的故事。他越来越不循章法,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他把两次同样发生在五月的革命安排到一起,下一页写帝摩克莱斯国安局和黎明安全部的成立,写完满满一页就点火烧掉。他逐渐理解了古往今来的独裁者销毁真相时的快感,便更加狂热地记录和焚烧。直到后来他将他道听途说的故事也加了进去,他将他想象出来却不知其真伪的故事也加了进去,到最后他甚至不知道哪些是真、哪些是假,他写道,在弗拉基米尔·马特洛索夫在公审大会上面对行刑队时,正看着他的故友远远向他奔来。

  弗拉基米尔曾向陈新阳讲述流浪者的故事。如果陈新阳没有在他长久的记录和销毁程序中出现什么大的差错,他会回想起曾有一位名为维克多的流浪者出于偶然与弗拉基米尔相遇并成为了熟悉的陌生人,直到最后也没能让这段关系更进一步。弗拉基米尔直至行刑前也无法知晓的是,在那场日后被他当成历史论文题目的战争中,人们所受的苦难远比他想象和纸上谈兵一般讨论得出的结果要深重得多,他完全不可能理解他怀着理想主义的热爱想要拯救的一切,最终只是在子弹击穿他头颅的那一刻留下永久也无法弥补的遗憾。

  维克多从一开始就没有姓氏,他甚至忘了自己是如何成长到他开始记事的年纪。他像“流浪一代”的每一个人一样对饥饿、战争、死亡习以为常,偶尔会在无法忍受的冬夜里与几位陌生人共享食物与庇护所,但当他在与伙伴们共度的长夜中醒来,就算眼前只剩数具尸体,也不会产生任何悲伤之情。随着战争越来越残酷,他见到无数来自各个繁华的大城市却出于各种原因家破人亡的逃难者,其中相当一部分完全无法适应流浪生活在饥寒交迫中死去,维克多只当他欣赏了一出适者生存的达尔文主义大戏。他曾见过一个显然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年轻人抱着他濒临饿死的妹妹哭泣,这让他不由得想起不久前发生在他身上的惨剧。在他由儿童成长为青年的那一年,他曾与一名来自中产阶级的少女相遇,他被她身上的理想主义和热爱吸引,无法否认的是在若干年后当他面对弗拉基米尔时他也在他身上发现了同样的温暖光辉,可那时他已经不再奢求他本就得不到的东西。维克多在与那位乐观的少女度过的时光中逐渐理解了希望的含义,她却在他刚刚醒来的某个清晨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四处寻找,在他几近绝望时他终于在某条小路的偏僻拐角处看到了她——下一秒种她被子弹击中胸膛,维克多只来得及触碰她的尸体。

  若干年后,在弗拉基米尔·马特洛索夫的头颅被子弹击穿的那一刻之前,他完全不会想到会有同样的巧合发生在他和他的故友陈新阳身上,维克多已经无法得知这个巧合。此时他已经被判处永久劳役,弗拉基米尔正是酿成此事的罪魁祸首。在暗无天日的劳役生涯中,他再次遇到了当初那位与妹妹相依为命的年轻人——那时出于某种共情心理,他把他刚刚找到的口粮给了濒死的女孩,也因此被她的哥哥深刻铭记。当他在劳改营中再次遇到那位年轻人时,他们几乎同时相认,并在苦役的空隙中简短互换了他们一生的经历。即使此时每一位劳改犯都被以冰冷的数字称呼,年轻人仍然告诉维克多他的名字是特里沃,妹妹已经被高强度劳动折磨致死,他只是在寻找一个机会与暴政同归于尽。

  “我也他妈的受够了。”维克多说,“还好这里是煤矿。”

  最终二人奇迹般地找到了十几名政治犯一同策划越狱,他们的行动最终失败,却也达成了他们的报复目的。若干年后的史书中将会描述那一天劳改营中的大火烧了三天三夜,遍地都是看守和劳改犯们无法辨认的尸体,也有学者批评这种说法过于夸张,但两位发动者和他们的十几名同伴的确在这次失败的越狱里全部丧生。当特里沃被熊熊燃烧的烈焰逐渐吞噬时,他仿佛透过火光看到了他已经死去的亲人,仿佛又回到了他儿时对苦难一无所知的日子。那时他的父亲是一名精明的富商,母亲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家闺秀,他和他家庭中的所有人本来可以拥有一帆风顺的人生,却在内战中被军阀剥夺全部家产,其父无法接受崩溃自杀,母亲则带着他和他的妹妹开始了流浪生涯。他的母亲先是在交错着电线的窄巷子里卖身为她的子女挣得口粮,却在不久后被喝醉的暴徒杀死,从此只剩下他和他的妹妹相依为命。他们一同活过了联合政府内战、活过了国安局的白色恐怖和游击队与政府军的相互围剿,却在新共和国——这个被称为黎明的政权成立后由于几句“与革命前并无二致”的话被判处数年的苦役,可怜的女孩在第一年的年末就过劳而死。最终特里沃带领十几名政治犯发起暴动,并被守卫的子弹击中倒在他自己点燃的火焰里,此时他的表情并不像暴动失败的不甘与遗憾,相反,他安然闭上双眼得到解脱,他将与他的家人在一个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再无饥饿和战争,在午后的阳光下做完他们被打断的梦。

  维克多在被劳改营守卫的子弹击中时,或许并没有想到他所反抗的政权早已为他的恋人报了仇。杀死他所爱的少女的人正是安娜·斯捷潘琴科遇到的那位善良的审讯官,那是他第一次对他逮捕的犯人开枪。若干年后,当他在二三一五年被起义者点燃的火焰夺去双臂时,或许已经忘了他第一次枪决的犯人还有一位流浪的爱人,而正是他的这位仇敌将在他被枪决后发动一次令杀死他的薇妮拉·极夜头疼不已的暴动,那天大火点燃了整栋劳改营的大楼,传说它烧了三天三夜才熄灭。若干年后的史书将会把这场火与二三一五年起义的革命者们点燃的大火相比较,却无法发现其中存在的巧合——那时的人们已经遗忘得太多,以至于把所有偶然都认成必然,薇妮拉与廖丽娅的敌对也是如此。直至薇妮拉带着她无法逃离的回忆自尽的那天,极少有人还记得廖丽娅·苏里科娃将军的名字,更不会有人知道她曾是安娜·斯捷潘琴科唯一的挚友。在她们意外失散后,安娜曾一度认为自己再次被抛弃,以至于当薇妮拉竭尽全力在史书中抹去廖丽娅的名字时,她甚至不知道这种彻骨的恨意和恐惧究竟来自于她自己还是被她杀死的安娜。若干年后,人们终于回想起廖丽娅和她的功绩,这时他们简单地把薇妮拉与廖丽娅的敌对解释为利益相悖的政敌,这个解释过于合理,以至于将所有人欺骗。

  当人们被权力和宣传促进着遗忘,陈新阳正在他自己的历史中逐渐迷失。他逐渐无法确认他记忆的真伪,却更不相信官方史学的阐述,于是他开始不可避免地遗忘掉一切,第一个月他遗忘了所有人的名字,只能在记录中用空白代替,第二个月他遗忘了事件,他的记录里逐渐只剩下乱码一样代表年份的数字,第三个月他连数字的含义也都忘却了,每天的重复只剩下在白纸上绘制凌乱的线条再将被画满的纸烧掉,此时他所工作的报社早就被他抛在脑后,所幸在他遗忘掉每周三例行的对纸张的更新换代之前,他经常光顾的店铺已经明白了这位共和国的老革命者为何要用白纸付账,因此他仍然可以“购买”到面包和纸张。没有人指出他行为的荒谬,人们都认为他从一开始就疯了,只不过是越疯越标准、越疯越像疯子罢了,这并不是什么被明令禁止的危害人民的行径,人们无可指摘,更谈不上纠正。

  直到陈新阳接连两个月没有再出现在为数不多还与他有交集的人们的视野里,这些还记得他名字的人才意识到他已经死了。最开始是稿纸店的店主来到他的故居门前为他献花,然后面包店的店主也为他献花,三天后报社的主编也突然想起他的名字为他献花,三个月后整个共和国都想起了陈新阳这位死去的革命者,想起了他死亡的时间是三个月到五个月前而非记忆中遥远的某个下午,又一个月过后共和国的领袖冬月来到他的房门前,发现花束已经堆得和房门一样高,周围还站着四五个志愿清理掉已经腐烂的花束的学生。没有人敢擅自打开房门,因为所有人都不敢保证他是否真的死了,怕被冠上入室抢劫革命老兵的罪名,当冬月带着两个黎明安全部的干部打开房门时,并没有想象中尸体腐败的臭味,此时老革命家的尸体已经成为了一具白骨,门口堆放的鲜花的浓烈香味也驱走了屋内异味的残余。冬月惊诧于这间屋子被完全还原地装修成了朝阳书店的样子,墙角挂满蜘蛛网、书架和桌椅乃至每一本书都被肆意繁殖的虫群毁坏,这仿佛是朝阳书店真正应该成为的模样。一具白骨静静地趴在贴着莫谈国事标签的木桌上,手里紧握着一支钢笔,却没有任何一张纸被垫在笔尖下面。人们没有开灯,他们担心这一举动会打扰这位永恒的理想主义者的安眠,只是小心翼翼地把这具尸骨移处房屋,而这间被装修成朝阳书店的房间则被保留,作为另一个革命遗址对外开放。若干年后,人们已经无法分辨“朝阳书店遗址”真正存在的位置,在史学家们中间将会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朝阳书店既是记忆的开始,也是记忆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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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之末

序章之末 · 八

  格奥尔格·蔡特拉斯上将遇刺后,卡尔·蔡特拉斯决定用最暴力的手段终止政府与黎明工会的僵持。他不再规定侦查和逮捕时的各项准则以免伤及无辜,也不再放纵他的任何一位手下领着国家的俸禄沉浸于声色犬马,一时间治安松散的工业区成了被日夜坚守的阵地,决战就这样提前开始了。

  在国安局军队开始大规模搜查赤色分子的第三天,位于城东部的军械库遇袭,战争终于爆发。一开始游击队仅仅占领了以朝阳书店为中心的一小部分区域,使得弗拉基米尔·马特洛索夫警官被迫更换了办公处所,最终他们攻占了政府大楼,并在第二天宣布新政权成立。

  消息是混乱的,无论是红区还是蓝区。有时卡尔·蔡特拉斯会接连两天在两个相隔数百里地的据点被革命军枪杀;李星火曾在政府官报上被活捉两次,每一次都宣称已被处决;在廖丽娅·苏里科娃向政府大楼发动进攻的前一天,生病没能参加会议的薇妮拉·舒博兰登险些被当做牺牲。

  卡尔·蔡特拉斯上校死后一个半月,黎明共和国宣告成立。在公审大会上,弗拉基米尔仍然能回想起他为卡尔安葬的那天,那时他的军队由于一次严重的兵力误判被包围,并在游击队撤走的前一天牺牲。当弗拉基米尔·马特洛索夫警官带着他的部下试图恢复此地的治安时,遍地的尸体让他明白了什么是战争。他从未见过这样多的尸体。他先是晕眩,然后抑制不住的干呕,在收拾干净现场后便从此失去了对鲜血和屠杀的反应。他先是宣布戒严,挨家挨户排查每一个可能与游击队有联系的可疑分子,并下令把查到的人全部枪决。他的部下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残忍的弗拉基米尔·马特洛索夫,他们猜测他疯了,却更不敢违抗疯了的上级的命令。一个月后,当游击队再次回到这片弥漫着恐怖氛围的辖区时,愤怒的居民们扛起枪杆子自发组成队伍活捉了弗拉基米尔,并在逮捕过程中险些把他当场掐死。游击队的领袖廖丽娅根本无法相信群众口中的恶霸官僚竟是弗拉基米尔·马特洛索夫,直到弗拉基米尔最后被枪决,廖丽娅仍然无法将他犯下的罪行与他曾经优雅温和的作家形象联系在一起。廖丽娅在见到被捕的弗拉基米尔时同样吃了一惊,她看到他眼底的忧伤和温柔荡然无存,浅蓝色的眸子如同结了冰。一见到廖丽娅,他就出言不逊地指责她背叛了卡尔卢沙,俘虏他的几个人见他完全没有作为俘虏的意识,用枪管推得他踉跄两步,险些摔倒。

  “我从没背叛他,他也没有背叛我。”廖丽娅耐心解释,就像是对一个还不明事理的孩子,“有些事情就是这样的,不能用谁对谁错和谁辜负了谁来解释。”

  日后,当弗拉基米尔即将被枪决时,他仍然会回想起廖丽娅的这句话。他自始至终寻找着正确,最终在被子弹击穿的那一刻发现只有自己错得无法挽回。他将在失去呼吸的一瞬间重新走完他的一生,他将在刘趋翌的档案中、在陈新阳写了又烧烧了又写的记录里循环反复无数次他的一生,他将一次又一次意识到他的错,一次又一次重复他的错,直至若干年后他的姓名被彻底遗忘,他的悲剧仍然不会终止。

  在处理尸体时,弗拉基米尔特意把卡尔·蔡特拉斯安葬在一片桦树林里,令他永远与阳光和晨露为伴。蔡特拉斯家的孩子应带着荣耀在战场上牺牲,卡尔·蔡特拉斯上校绝对无愧于他的姓名。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几乎就要忘却他并非将军的亲生儿子。他为了克服他的恐惧与生活战斗了二十余年,最终在一次致命的失败中获得了永恒的荣耀。

  而他的老对手廖丽娅就没有这样的好运。大元帅廖丽娅·苏里科娃的一生将比任何一位将军更加光荣,却更加荒谬:她曾经武装起只有十几人的部队,这十几人中只有她活到革命之后;在二三一五年起义中她险些被捕,最终在另一个五月把红旗插上国会大楼;她曾与国安局领导人格奥尔格·蔡特拉斯将军的义子建立深厚友谊,却连他的葬身之处都无从得知;她逃过三次暗杀,官至国家元首,却以叛国罪名被捕,在一个下着雨的八月被秘密处决。若干年后,史学界将会质疑她的存在,因为他们无法找到她留下的痕迹,在华氏四百五十一度之下[1],人们终究没能留存住记忆。

  在廖丽娅·苏里科娃元帅被处决之前,面对以得胜者姿态俯视着她的薇妮拉·舒博兰登,她只是用怜悯和悲哀的眼神看着她,用恳切的语气对即将要将她处决的暴君说:

  “薇妮拉,我的好同志,我并不是想要取代你,我只是不想让你成为一名红色沙皇。你曾经是多么善良美好的理想主义者,请不要被权力迷昏了头啊……你看,从古至今没有哪个独裁者会有好下场。”

  “不,您低估了我的权力。”暴君带着嘲讽眼神冷笑着回答,“现在您应该称我为法西斯,因为即便如此我也会是那个受全国人民敬仰的元首,沙皇?那个因为软弱被取代的老头衔可并不适合我啊。”

  “……你背叛了革命。”

  “为什么?被以叛国罪逮捕的可是您啊。”

  然后薇妮拉对廖丽娅开枪。失败者安然接受死亡,胜利者却在开枪的一瞬间被刺骨的孤独感笼罩。在除掉她最后的反对者之后,独裁者极夜已经孤独得连一个敌人也没有剩下了。她望着用一种并不优雅的姿势躺在地上的元帅,由于行刑者在开枪的瞬间仍抑制不住颤抖,子弹击穿的是死者的胸膛而非头颅,地上的尸体仍然保持着基本完好的形态。得胜的暴君跪坐在她所战胜的那位元帅的身前,仿佛在这场持续三年的权力斗争中她才是那个失败者,她凝视着死者已经变得浑浊的蓝色独眼——她的义眼在被捕时就已经被摘除——一时间想用手中的枪一并终结自己的生命,她的泪水从眼眶里涌出来,甚至分不清这究竟是不是她本能的表演。

  “苏里科娃大元帅,”她呼唤死者的头衔、姓和名字,声音里带着哭腔,“廖丽娅,列娜[2],为什么您要与我作对,为什么就连您都要背叛我,”她的话逐渐被抽噎声撕碎,她明白她在哭,但她仍然没有放下强硬的质问语气,“为什么您要逼我逮捕您杀死您,您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仅仅是因为你想保住你的位置,想继续用你的元帅军衔发号施令吗?现在您死了,您的计划彻底破产了,您该满意了吧!”

  在那之后,薇妮拉似乎变得谦和拘谨,再也不像曾经那样狂傲,她更加机械化地发布着她一个又一个残忍的命令,与她每况日下的健康状况斗争或妥协,直至某日在例行的演讲中当众昏迷,没有人会想到她的身体已经病入膏肓。她拒绝了私人医生的治疗,日渐一日地享受着肺病吞噬其生命的痛感,她想到,自从她在十九岁那年的雪地里逃离了过去,只有痛苦——失去同伴的痛苦、被欺骗和背叛的痛苦、重伤和恶寒在她身上刻下的后遗症的痛苦恒久与之相伴。她什么也没有得到,她用各式肮脏手段得到的头衔和声誉逐渐被病痛抹去,却只能年复一年做无意义的挣扎。她仍旧是共和国的领袖,就连她最后的几位同志也无法想出她为何任由病情恶化却紧紧攥着她的权力和地位,人们纷纷推测在她死后是否会复现当年的权力斗争和大规模清洗,又在恐慌中不了了之。最终那位以代号为姓名的冬月总理——她曾是革命者中间的保守派——终究是冒险与安全部部长刘趋翌策划了一次政变,而政变的结局甚至不需要猜测,靠在办公椅上的薇妮拉·舒博兰登已经几乎失去了作为领袖的威严,苍白的面色和病态的红晕让她更像是小说中的柔弱女性而非大势将去的独裁者,见到带着武器“求见”的冬月一行人,她甚至连说话都十分艰难,冬月看向她办公桌上还未干透的红色血迹,正像她那双赤红的眼睛,她正想说些关切的话,薇妮拉却哑着嗓子直奔主题:

  “共和国的新领袖,杀了我。”

  冬月没有想到她会发出这样的请求,犹疑着不知着是否是无法揣摩的独裁者的计谋,而站在她身后的刘趋翌一直没有把视线从薇妮拉的脸上移开,她注视着薇妮拉强扯出一个笑容向冬月请求死亡,那人眼神里从未消失过的敌意已经被病痛磨损成了孩子一样的不安和恐惧。还未等冬月回复她,薇妮拉抬手拨开她耳侧的金发,强作着一副游刃有余的姿态拿起钢笔,例行公事一般:

  “文书在哪里?”

  刘趋翌想要回答她,打趣的话还没开口就胡言乱语般脱口而出:“真是漂亮……薇妮拉,像是个艺术品……”

  薇妮拉没有听清,或是故作没有听清,她接过冬月递来的文书颤抖着签下自己的名字,就像是一次屈辱的投降仪式,她咬着嘴唇,竭力抑制住泪水,几位不速之客沉默着看着她,她的笔停留在最后一个字母上,留下一处黑色的墨迹,她又颤抖着把文书递回给冬月。

  冬月的目光扫过文书上的每一个字,在最后那个墨点上停留片刻,下了她作为新任领袖的第一道命令:

  “带她去休息。”

  刘趋翌这才把视线转到她的共谋者身上,冬月的红瞳仍然平淡到看不出任何情绪,那是她最不喜欢的神色,却单单出现并凝固在她一直以来的亲密伙伴冬月脸上,后者的眼底永远空有热烈的色彩却看不到一点温度。刘趋翌当然明白,自从冬月被冠上冬月的名字——这意味着上一个“她”已经死亡而被嵌入脑中的芯片取代——她就再也不会做出任何违背她固有程序的事情,这让她一直以来被刘趋翌称作“老顽固”:这称呼确实不算过分。

  冬月确实没有想到薇妮拉竟然在数日后自杀,她自以为她的安排可以让几近病危的薇妮拉平稳度过一段没有猜忌也没有斗争的日子,而当薇妮拉的看护人发觉此事之际,她已经完全失去了生命体征。死去的薇妮拉躺在床上,在她的脸上仍然可以看出几分病态的美,铁灰色的双眼紧闭却看不出任何痛苦的神色,像是安稳地睡着了。她似乎已经习惯了痛苦——在她由于药物作用意识模糊之际,她回顾着自己如何与恐惧斗争,直至杀死廖丽娅·苏里科娃的那一刻才彻底屈服,此时她已经成为了一具空壳,甚至无法找到活下去的意义,当备受爱戴的总理冬月剥夺了她的职位把她软禁在家,她甚至感到解脱,感到死亡一样的解脱,于是她在病痛将她彻底吞噬之前抢先一步了断了她的生命,这是她悲剧的一生中唯一值得感到高兴的事情——她终于可以掌控自己的生命。

  在后世史书中,人们甚至不知道应该如何评价这位悲剧的独裁者,有无数野史或是几乎纯粹虚构的故事使用她的名字,却与那段颇有争议的历史毫无联系。当陈新阳在他为自己构建的梦中重复着一次又一次他几乎已经淡忘的故事时,也不免提到那个当时正值权力巅峰的独裁者,他写道,薇妮拉·舒博兰登或许是一个失去了爱和被爱的能力的人,她在对他人的恨意中浸泡着,因此从未有过安全感。他停笔看着他写下的字迹吃了一惊,甚至不相信自己会写下这样的话,他连忙点火烧毁这一段不该写下的内容,却在慌乱中打洒了放在桌上的茶杯,瓷杯摔在地上,随着一声清脆的声响,碎片四散开来。陈新阳一时间忽然僵住,只是看着纸面上扩散的水渍与墨迹融合成铅一样的灰色,如同薇妮拉那双永远充满敌意的眼睛。

  他捡起地上的碎片,不假思索地用它锋利的边缘一次次割开自己腕处的皮肤,鲜血顺着他的手腕滴落到地上,在凝滞的时间里迅速干涸成黑色。当陈新阳重新恢复了对外界的感知后,他只见到黑褐色的创口、黑灰色的纸页和地上不知是已经凝固的血迹还是洒落在地上的黑色茶叶,而在四散开来的破碎瓷片当中,只有一片静静躺在桌面上,沾着黑褐色的痕迹。

  他先是惊诧,随后站起身来,放声大笑。

  红色是黑色,红色会成为黑色,红色本来就是黑色,红色一直是黑色。[3]

  于是他放声嘲笑着曾经那个愚昧的乐观者,他流着泪笑着,他喊道:

  “哈哈……弗拉基米尔·马特洛索夫,我们多长时间没有喝茶了?快把你的‘red tea’[4]拿出来,我们有多久没有见面了——”

  他笑自己也笑弗拉基米尔·马特洛索夫,他笑他们太轻信,笑他们太年轻,笑他们年纪轻轻就赌上了自己的一切,他笑他们此时已经一无所有,就连他们的名字——谁能说那还可以被称得上是他们的名字呢?[5]


[1]:华氏451度是纸的燃点

[2]:廖丽娅的昵称

[3]:“红茶”在英文中为“black tea”,同时血液凝固后的颜色是黑褐色

[4]:同[3]中“black tea”典故

[5]:二人的命运已经和他们的名字相去甚远(Vladimir意为“掌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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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杂事记

禁止说德语

  (一)

  从研究所下班回家,薇妮拉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墙上贴一张大横幅:禁止说德语。

  黎明革命成功之后,很幸运地,科莱恩和她的助手薇妮拉作为和政治完全扯不上关系的科研人员并没有被当成资本主义余孽送到劳改营,甚至由于科莱恩在学术界颇有名气,新政府成立不久两个人就收到了国立研究所的邀请函,在乱世的政治避难中重新安顿下来。

  客观来讲这次无产阶级革命确实彻底,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领域都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生产资料的全盘公有,到权力集中的无产阶级专政,再到社会主义的作品审查制度,就连语言文字也被专门制定成以古英文为蓝本的标准语。由于改革过于激进彻底,前任领导人李星火被前政权的资本家刺杀,新任领导人冬月接任后以更加极端的手段继续改革。这些变革对薇妮拉来说并不算什么,她想如果她是领导人,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也会使用强制手段将新政府的政策推行。但即使薇妮拉用很短的时间把自己改造成一个新时代劳动者应有的样子,她的老搭档科莱恩却似乎并没有放弃她所习惯的德语的打算。这样下去会被请喝茶的,薇妮拉无数次强调,科莱恩一直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她对德语似乎有一种特殊的执念。

  事实上更换日常语言并不是很困难,即使在革命前各种语言混杂,所有人都还会掌握标准语以备不时之需,科莱恩作为国有研究所的高精尖技术研究员更是早早就掌握了当时还仅仅是官方用语的标准语,但她偏偏对于这种通用的语言是能不用就不用。在空余时间大家聚在一起扯闲话拉家常的时候,只要在场的人有一位会德语,她就要把那位朋友当成人间知己一般扯上就是聊。薇妮拉不知道这种行为的意义何在但一直以来她都持放任态度,这种放松的方式的确挺奇怪但既然她喜欢也就随她去吧,她一直这样想,但是革命成功之后的规定是强制性的。既然革命成功了,一切都必须换新,这是政治上的问题,薇妮拉想不明白为什么科莱恩这个平时十分跳脱不守常规的人对于这种问题会如此执着怎么讲怎么不听,甚至有的时候她会用劳改营来威胁,这时科莱恩笑嘻嘻地就答应了但转头就开始用德语一通语言输出,慷慨激昂地不知道在讲些什么。

  这个时候已经没人敢在公共场合讲外语,更没人和她用德语聊天了。就算这样她也不愿意放弃这一门语言,薇妮拉都怀疑这是在故意气她了。

  无论如何,作为经常以时代先锋的身份出现在各种采访中的公众人物,科莱恩的思想改造之路任重道远。

  (二)

  科莱恩不对薇妮拉讲德语,这是薇妮拉所欣慰并庆幸的。

  薇妮拉不会德语,或者说,她忘记了德语。她依稀记得在很久以前她是会德语的,她的德语是科莱恩教的,她凭借着智商学的还不是很慢,仅仅过了一个多月就能用德语和科莱恩日常交流,在那之后两个人的日常沟通也一直是用德语,但就突然有一天薇妮拉把德语的所有词汇和语法全都忘掉了,就连最简单的问候语也记不起来。薇妮拉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好端端的就把一门语言给忘了,更不知道除了这门语言之外,她还忘掉了什么东西。

  科莱恩在得知这件事情之后就带她做了诊断开了药,那药的名字一大长串薇妮拉也记不清究竟是什么,拿了说明书看了看主治什么精神疾病,薇妮拉知道这种精神类药物实在是少见,或者说在这个百废待兴的年代药物本身就是稀缺品。薇妮拉问科莱恩,这药你是从哪搞来的?科莱恩听了笑着从背包里掏出一叠带着公章的文件,回答道,这是我上报政府之后批下来的,薇妮拉感到莫名其妙,怎么我一个小小的研究助手还能给我批这么贵重的药物?科莱恩又一笑,毕竟咱这是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嘛。这次薇妮拉没有继续追问下去,但她还是担心科莱恩与什么非法的地下黑市扯上关系。现政府对这些东西管控严得很,一旦真被逮住,不仅两个人的政府公职没了,就连这两条小命也别想要了。

  对于失忆的薇妮拉,科莱恩一直用标准语和她交流,这让薇妮拉觉得科莱恩并不是不能用标准语聊天。于是薇妮拉越来越怀疑科莱恩用德语和其他人说话是想向她隐瞒什么,她找到隔壁号称情报收集能力堪比专业特务的刘趋翌想问个明白,听到薇妮拉这么问刘趋翌也露出了那种莫名其妙的笑容,她慢悠悠地晃了晃手里的笔记本,薇妮拉同志你就放心好了,我这一直看着这件事呢不可能出差错。薇妮拉一惊好嘛你们真就违法乱纪就不怕被抓起来吗?刘这次笑出了声,说,你看革命什么时候合法了,不照样革命成功了嘛,薇妮拉无奈至极只得撂下一句,如果你们真犯事了我也得跟着进去,说完,她转头就走。

  回到家薇妮拉一气之下把墙上的横幅撕下来,这哪还是语言的事啊,说不定哪天几个政府官员就到家门口真枪实弹地紧急逮捕,薇妮拉舒博拉同志,您涉嫌勾结黑恶势力,请和我们走一趟,您的同僚科莱恩舒博拉已经被捕了。这么想着薇妮拉一连几天没睡好觉,仅仅因为这点小事就被驱逐出正常的生活与科莱恩生离死别那实在是太不值当了。

  薇妮拉在恍惚中又度过了几天,她觉得现实好像已经和噩梦融在一起了,她太害怕与科莱恩分开,就连做梦都梦见她和科莱恩生离死别——或许是药物的确有用,她听懂科莱恩在梦中用德语向她告别。

  (三)

  担心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这天凌晨薇妮拉从噩梦中惊醒,转头看向枕边竟看到科莱恩不知所踪。

  四点二十五,她不可能在这个时间起床,薇妮拉翻遍了整个屋子科莱恩连一张字条也没有留下。她狂奔下楼来到朝阳书店门口,这时刘趋翌还站在柜台旁边慢慢悠悠地喝茶。

  还没等薇妮拉从剧烈运动的消耗中缓过来,刘先开口,你知不知道你的药是治疗妄想症的?薇妮拉喘着气,我不管那药究竟是什么,你告诉我,你知不知道科莱恩不见了?刘趋翌听到后把茶杯一放转头盯着她又是一个问句你知道冬月吗?薇妮拉回答国家领导人我怎么可能不知道,求您别转移话题了先告诉我科莱恩在哪,刘不同寻常地叹了口气用沉重的语气开口,薇妮拉同志,您病得不轻呐,冬月政委可担心您啦。

  在薇妮拉因为刘的反常举动发愣的时候刘把一份报纸塞在她手里,那报纸已经泛黄,根据标题来看是革命成功之前的黎明地下报纸。薇妮拉把报纸展开,头条新闻便是黎明工会成员科莱恩因公开发言被暗杀。新闻的慷慨词句下面有一段配文,是科莱恩的德语演讲,每一个字每一个词薇妮拉都认得清楚。薇妮拉又看向标题的日期,那个日期是她忘掉德语的日子,她仔细回想了一下甚至不记得这个日期在革命和禁止德语之前,她想要整理自己记忆中的时间轴,却发现只剩下一团乱麻。

  梦该醒了,刘趋翌拍拍她的肩,我都陪着你休养了半个多月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发了次烧就能把你烧成这样。

  薇妮拉愣在原地。

  书店的墙上贴着一张公示,一直以来薇妮拉竟没有注意到这张公示里那行严苛的语言统一令的下方写着一个名字。

  “请在公共场合使用标准语交流,请勿使用俄语、德语、汉语等其他语言。

  DWP-Wienira Polarnach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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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杂事记

故曲

  那个年代没有通讯工具,书信都没有,如果在慌乱中和某个人断了联系,也就断了。 想找到他,就只能把自己和他的名字写进歌里,被流浪的歌手四处传唱。 他某天在街头听到这首歌,就会知道,你在找他。

——《百年孤独》

  (一)

  正值战争年代,这是一场既得利益者之间的战争。

  这是数年后人们对这场战争一笔带过的评价。薇妮拉曾经站在高台上高声讲述这次冲突如何让深埋在地底的理想重新散发光辉¹,但十三年前的安娜显然不这样想。此时它只是象征着苦难、压迫以及受难者对更弱者施加的更深的暴力。

  安娜还小,她无法反抗那些想要将恶意施加到她身上的人。那些比她高大得多的孩子将她堵在窄小的巷子里,她靠在墙壁上,一言不发。

  真正的恐惧是连表达恐惧的动作都不敢有,安娜只担心她的反应会进一步激怒他们。她的灰色眼睛像一摊死水一般望着那些已经无数次欺凌侮辱过她的人,那些欺凌者对她的模样很是满意,像玩弄猎物一样摆弄着比他们矮小一头的女孩。

  一个手握扳手的陌生少女路过,安娜清楚地看到她朝着巷子里瞥了一眼后停下脚步。那女孩显然是发现了这一幕经常发生在角落中的戏码,片刻后她走向他们,安娜看着这拿着金属器具的健壮少女不由得生出求救的念头,但她根本不相信会有哪个强者大发慈悲插手这样常见的游戏。或许这仅仅是对于所谓领地的纷争——在战争年代,这种侵略和掠夺的观念就连孩子们也早已谙熟于心。

  安娜身边的孩子们握紧了拳头,这让安娜感到她似乎有可乘之机。如果他们与来者发生冲突,她就有逃离的可能。果然随着女孩的靠近这群孩子们甩下侵略性的问句接着挥着拳头宣告另一场冲突的开始,但在安娜逃离之前,女来者就将领头的男孩打得头破血流,刚刚还耀武扬威的数人在数秒内一哄而散。

  安娜却感到更加不安,那个女孩还在向她走近,安娜似乎预料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她闭上双眼。

  “还好吗?”争夺战中的胜者对安娜说的第一句话像是在关心,这让安娜感到莫名其妙。

  “你还好吗?”见安娜不回复,陌生的女孩握住了她的手,重复着刚刚的问句。

  这巷子太窄了,安娜连逃离都逃不掉。她只能点点头,对突如其来的善意做出回复。

  “我们能做朋友吗?”

  安娜摇摇头又点点头。

  女孩疑惑不解,只能换了一种询问的方式:“你叫什么名字?”

  “安娜·斯捷潘琴科。”安娜怯弱地小声回答。

  “我叫廖丽娅·苏里科娃,很高兴认识你。”

  “嗯。”

  “你的家人呢?”

  “……”

  没有回复。但廖丽娅握住了安娜的手。

  “那么我来保护你吧。”

  (二)

  正值战争年代,但战争就要结束了。

  这是廖丽娅告诉安娜的事情。安娜对战争的局势一无所知,但当廖丽娅告诉她有一些科学家被追杀逃到这条连消息都无法进入的巷子时,安娜说,她大约明白了什么。

  “我的师父也是逃到这里的科学家。他告诉我,他发现那些官员啊政府啊都只是想争夺利益,只有无产阶级自己才能拯救我们自己。”廖丽娅看着身旁的安娜,她正望着天边出神,“你在听吗?”

  “抱歉。”

  廖丽娅揉了揉安娜的脑袋:“阿尼娅²,想什么呢?”

  “我在想,战争之后还会有战争吗?”

  “统治阶级会一直靠战争夺取利益,只有当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时,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和平。”

  “人民……吗?”

  “是的。”廖丽娅顺着安娜的目光向远望去。此时太阳已经在缓缓落下,晚霞染红了天空,远处的建筑也成了一片片剪影。廖丽娅本想多说,但她觉得无论说什么都无法匹配眼前的风景。

  这是落幕的美。朝阳和夕阳本没有区别,但廖丽娅实在是没办法在落日下探讨黎明。

  “廖丽娅。”

  “嗯?”

  “你要去革命吗?”

  “你还知道革命?”

  “我,我听他们说过。”

  “诶……现在还不可以呢,现在我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学会。我的师父告诉我,等我学会了造枪和指挥作战,就可以带着同志们革命啦。”廖丽娅比划了两下,“指挥那——么多人的军队,就和那些人火拼!然后这些地方就都是我们的了!”

  “所以说,要有战争,对吗?”安娜突然转头看向廖丽娅,眼神中有很多廖丽娅读不出来的东西。

  “嗯、打仗、但那是为了夺取政权,只要我们夺取了政权,就不会再有压迫了!”

  片刻的沉默后安娜的语气里带了些遗憾,“好可惜。我什么也不会,帮不了你。”

  听了这句话后廖丽娅忍不住笑了,她拍了拍安娜的肩膀,像是两个久经沙场的战友一样。

  “但是你已经是我的同志了!”

  安娜似乎有些害羞,她重新将视线转回到满天的彩霞中,沉默许久才开口。

  “……谢谢。”

  (三)

  战争结束了。

  此时的人们还不知道这战争换来的和平几乎转瞬即逝³。炮弹不再光顾这已经被袭击无数次的工厂,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样的新规矩和新规矩的维持者带来的无形硝烟。

  在战争的最后两年里,安娜累计了无数见闻和自己永远也不想提起的经历,那些她曾经觉得熠熠发光的事物已经褪色至令人窒息的黑灰。有人说战争末期各势力的疲于奔命让更多人在高压中觉醒了理想,但安娜学到的仅仅是如何用自己虚假的微笑和富丽堂皇的谎言换取她作为一个弱者活下去的权利。

  战后一面铁幕悄然而起,而铁幕之下是无数无法发声的反抗。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受压迫者的野心晓然若揭,而安娜可以想象得到他们成功后这个社会又会成为什么样子。她明白能拯救她的从来就不是某些天真的理想主义者更不是某个伟大的目标,能将她从生与死的边缘挣扎而出的向来只有弱小可悲的自己。她用自己无害的外表成为了游走于灰色高墙之间的幽灵,一个对于理想和信仰的无情监视者。她日夜行走于光与暗的交界处,目睹着无数人与人之间的利用与背叛。她用谎言作为入场券加入偌大的赌场,赌上自己拥有的少得可怜的一切在黑夜笼罩的道路上前行永不回头。

  那段夕阳下的对话已经被重复了无数次,结局无一例外以背叛收尾。安娜有时会梦见自己在数年前的那天傍晚亲手将廖丽娅送进监狱。很庆幸的是,作为一名背叛者,她再也没见过廖丽娅⁴。

  (四)

  这次起义以失败收尾,却成为了一个新的开端⁵。

  这次被称为历史性会面的相识并没有那么惊天动地。在逃离追捕的过程中起义者们都太过疲惫,从上城区市中心来的三位投奔者⁶在一路上的寻找中也差不多耗尽了体力。当他们能真正互相认识的时候都沉默着不知道说什么,做了简短的自我介绍后陷入好一段时间的沉默。廖丽娅看着身边那位名字叫薇妮拉的年轻姑娘觉得有些面熟,她想去搭话但薇妮拉看她的眼神有些躲躲闪闪于是她也没有说什么。空气凝固了好久廖丽娅才开启话题,她仍然会想起数年前那个躲在巷子的角落悄悄等她的女孩。

  “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什么?”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关系很不错的,但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她了。”

  “或许是死了。”

  薇妮拉不置可否的样子和并不合适的话让廖丽娅有些生气,但这确实是实话。在这个地方当两个人数年没有见面时通常会认为对方死了,安娜这样一个流浪的小孩子更不可能在战乱中一个人存活太久。在动荡的年代里书信显然不是什么靠谱的东西,电子设备更不可能被普通人所日常使用,如果在动乱中与一个人断了联系,就意味着一辈子也无法再遇见他。

  “的确有这个可能性,但我还是希望她活着。”

  “祝她好运。”

  “如果她还活着的话,或许会和我们一起参加革命吧。”

  “你不担心这个人会成为你的敌人吗?”

  “她……”

  廖丽娅有点说不出保证的话,时间能改变的东西太多太多,在战乱中没有谁会永远保存曾经的样子。于是她转移了话题。

  “你是黎明工会的幸存者吗?”

  “嗯……不,只有冬月是。我只是偶然认识了冬月,被带到这里来的。”

  “是这样……难道他们真的全军覆没了吗?”

  “我不清楚。”

  “就算这样……也要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直到压迫者被彻底推翻。”

  “革命终将胜利。”

  在说出这句口号时,薇妮拉提高了音调。

  (五)

  黎明革命成功三年后,领袖李星火遇刺,薇妮拉·舒博拉成为继任领导人。

  数百年过后的史书中或许会将这个被改造的革命成果评价为另一个至暗时刻。在成为领袖后薇妮拉抛弃掉已故领导人的怀柔手段重新在这个极寒之地建起冰霜般的钢铁秩序,用那些被理想主义者们无数次批判的威权统治清除一切潜在的威胁。

  监视、检举、揭发……绝对的忠诚和绝对的怀疑一并成为共同的准则,每个人都做好了下一秒身边的任何一个人或是自己成为叛徒的准备。

  廖丽娅会是第一个被清洗的目标,这似乎是不争的事实。廖丽娅,一名天才机械师,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将军。无论是作为哪一个都会成为被监视的重点对象,而她的坚定信仰更是让她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悲剧。她所向往的东西显然在如今这个铁幕下显得格格不入,而她又锲而不舍地做无谓的追求。

  两个人的私人关系已经很僵,但在这一次公开的争吵过后的傍晚薇妮拉竟然主动邀请廖丽娅去一家并不繁华的茶馆喝茶。

  这一天的晚霞红透了半边天,两个人面对面坐在靠窗的座位上相顾无言。

  红色的光芒撒在两个人身上,薇妮拉楞楞望着窗外,恍惚中她仿佛看见曾经的安娜和廖丽娅坐在黄昏的街角处。她揉了揉眼睛转头看向廖丽娅,才发现两个人一直在盯着同一个地方。薇妮拉抿了口茶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茶已经发凉,漫天的晚霞也已经变淡逐渐消失于暗色的天空中。她轻轻叹了口气,打破了这不知持续了多久的沉默。

  “你是不是曾经认识一个叫安娜的人?”

  廖丽娅没有回答。她看上去有些惊讶,不知是惊讶于薇妮拉提起的话题还是安娜这个早该消失在她记忆中的名字。

  薇妮拉接着说。她没有称呼你我,而是像讲述一个于她们二人无关的故事一样用第三人称说。

  “安娜很遗憾她和廖丽娅分开,她经历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最后……死在战争里。”

  薇妮拉的声音很轻很柔,她似乎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话。

  “安娜被夺走了理想,所以她死了。廖丽娅一直活着,但她似乎也要死了。”

  威胁?怀念?惋惜?

  或许都不是。

  “阿尼娅说,她很高兴看到廖丽娅一直没有死掉,也没有丢掉她们共同的理想。阿尼娅很抱歉。薇妮拉也很抱歉。”

  这场茶会过后没人再见到过廖丽娅,与廖丽娅这个人有关的痕迹也全部被抹除。很快人们开始怀疑廖丽娅这个名字是不是自己长久以来的一个错觉,再后来没有人记得有一个叫廖丽娅的一名将军——或者是机械师——或者只是一个女孩子,在黎明共和国中存在过。

  (六)

  如今,无论是新西伯利亚联合政府内战的炮弹、帝摩克莱斯国家安全局的黑红标志、还是二十四世纪二十年代充满争议的劳改营和思想警察,都已经成为了史书中的过去式。人类在旧历史上堆叠的这上百年,也只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藏在角落里的微小痕迹。或许那些痕迹会被刻意抹除,又或许根本没有人能察觉到一代又一代人究竟在这块无形的纪念碑上刻下了什么,但那是游离于人们主观的记忆之外的,这个世界本身对于她所见证的一切的,唯一的记载。

  就像被埋没的古文明中那些对于共产主义真理的记录终究重见天日一样,历史的某一页上的字迹总会被翻开,被看见,被已经没有了这段记忆的人们重新记忆。

  当你漫步于这些工厂的高墙和电线之间,或者路过厂区附近的某个小酒馆和小书店门前时,也许能看到人们在那个连书信也无法使用的年代里给自己在意的人所写的永远也寄不出去的诗,能听到他们将彼此的名字写进歌里,让那些动荡年代的流浪者记录,传唱,最终跨越时空的长河在某个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在历史的角落里向彼此讲述他们分别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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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多地方我自己都觉得谜语,在此注

  写文的终极目标是能用几千字交代完整世界观不用注解但现在这个水平显然不行

  1冲突让深埋在地底的理想重新散发光辉:指内战期间各政权忙于交战无暇管理文坛导致一些研究者秘密研究散佚的社会主义著作

  2阿尼娅:安娜的昵称

  3这战争换来的和平几乎转瞬即逝:联合政府内战过后仅数年内黎明革命爆发

  4她再也没见过廖丽娅:作为安娜她的确再没见过廖丽娅,但后来她被科莱恩收养改名薇妮拉并跟随科莱恩和冬月加入黎明工会

  5这次起义以失败收尾,却成为了一个新的开端:2315年李星火领导的九月起义失败,但帝摩克莱斯政府因此遭到重创并在三年后被黎明五月革命推翻

  ⁶三位投奔者:黎明工会本由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创建,但因实践经验不足遭到剿灭仅剩幸存者冬月,九月起义后冬月薇妮拉科莱恩三人投奔革命余部重组黎明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