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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之末

序章之末 · 一

  这是弗拉基米尔·马特洛索夫警官入职的第一天,他对自己的新身份还颇有不适应。在他的记忆里,他还是一个学生,学习文学,后来转为政治学,自己的日常规划还只是复习和对自己未来的不切实际渴望。他曾用四年的大学时光纸上谈兵般策划了自己的理想之路,又在接下来三年的文职工作中,对这个象牙塔之外的世界留下了并不美好的印象。事实上,对于这次向基层的调配,他很高兴乃至激动,但表现出来却是小孩子一般的紧张。眼前的街巷他依稀在某本二十世纪的小说中看到过,这是他从未亲临过的世界,电线在天空和晾衣杆之间胡乱交错缠杂着,楼与楼的空隙狭窄得容不下撒入窗口的阳光,路边躺着一两个青年或是老年的流浪汉,靠在剥落的墙上望着灰蓝的天空。街道上是灰土和灰土,一阵风刮起灰色的雾引起了他一阵咳嗽,他由此苦恼于自己身体的不禁挫折。

  “这样可不好,”他对自己说,“弗拉基米尔·马特洛索夫,你可是这里的新任警长,这不过是一阵风沙。”

  多年后,弗拉基米尔·马特洛索夫偶尔会想起自己曾经对这个世界抱有的乐观态度,他会自我麻痹般将错误归为自己的立场,把自己的讽刺剧般的经历当作一名旧秩序维护者的罪有应得,但他却不会将同样的宿命论加到他同样怀揣理想的友人身上,这也因此让他整日活在割裂中。他无数次渴望着用自己的全部荣誉换取他刚刚来到岗位上时对未来的信仰,但卡尔·蔡特拉斯上校的死讯将这可怜的幻想也无情打消掉。从此他成为了一名真正称职的执法者,用子弹和酷刑维护他的辖地和他可怜的内心的稳定,但这只让他在自己彻底失败之日的下场更为悲惨。那时他已经身居高位,至少在短短几年里他的升迁可以被称为是一种奇迹,于是年轻的高官看着街道上的赤流,又为自己的一无是处和另一种意义上的成功感到可悲。他在行刑前同无数将死之人一样,在数秒里用第三人称走完了他一生的几十年,在子弹穿过他头颅的一瞬间,他看到二十六岁的自己站在剥落水泥墙和电线中那条小巷中,他再次对未来——他已经走过一遭的可悲的所谓未来——感到期待又迷茫。

  那时弗拉基米尔·马特洛索夫还仅仅是一名新任警官,同他一起调任来的是国安局青年小组的卡尔·蔡特拉斯少尉。两个人在他们工作的第二天才相识,并在第三天成了志趣相投的朋友。卡尔身为上将之子却丝毫没有军人身上该有的严肃和谨慎,他和弗拉基米尔像两个不同专业的学生一样,探讨着时事、娱乐和可有可无的业余爱好。他们对很多事物的看法有所不同,甚至在一些政治问题上会发生争吵,但最终都以弗拉基米尔的让步告终。弗拉基米尔对这个压抑的灰色天空下反复发生的赤色暴动抱有同情,但卡尔坚定地认为他们只是一群无法无天的暴徒。在一次闲谈中,弗拉基米尔谈到他学生时代的一位笔友,他并非无产阶级出身,却激进地抨击当局对工人的压迫。弗拉基米尔对这位革命的同情者抱有诚挚的敬意,卡尔却对此不屑一顾:

  “他只是个自以为进步的叛逆孩子,当火焰烧到他身上时他就会明白的。”

  “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激进派的话,这不可能。”

  弗拉基米尔对此持反对意见,他不相信一个理想主义者会将生命放在信仰的前位。此时卡尔已经习惯了弗拉基米尔在这种信念面前的固执,他将这个话题以敷衍的方式略过,弗拉基米尔也并没有让分歧破坏友谊。但他并没有想到,自己会在不久后,在一家偏僻的小书店里,遇到这位已经失联数年的故友。那时这位叫陈新阳的年轻人已经褪去了弗拉基米尔记忆中的稚嫩,但保留了一双带着朝气的黑色眼睛。在相认时,弗拉基米尔几乎喊了出来,甚至激动地变了音调:

  “多少个夏天——多少个冬天!”

  这两位故友的相遇很快被弗拉基米尔惊喜地告知卡尔,卡尔也在弗拉基米尔的讲述里知晓了这位名叫陈新阳的学者出现在这个贫民窟一般的厂区的原因。他本该在毕业后来到国有的古文化研究所朝花学社工作,这家研究所却因为其主干成员涉嫌与革命党勾连而被封停。作为一名激进派,陈新阳在入职前就因他未曾谋面却志同道合的激进派同事们失去工作,这不得不被说成一种讽刺。他因此对帝摩克莱斯政权的独裁行径更为深恶痛绝,这种思想就连在弗拉基米尔眼里也过于偏激。卡尔警告自己的朋友远离这位可能让他引火烧身的激进主义者,弗拉基米尔却不以为然,他觉得陈新阳对政府的指控大多并无虚言,而陈新阳作为一名古文化学者,也理应对几百年前那次席卷世界的风潮有所了解:尽管官方的教科书上并不承认在那次几乎毁灭人类文明的核战之前,还有持续了数十年,并在历史的动荡中反复掀起的国际赤潮,但无数证据表明,那个被称为共产主义的激进意识形态曾在几乎二分之一的亚欧大陆上留下红色的印记。这种革命的思想被当做毒瘤,与此相关的记载被勒令销毁。在帝摩克莱斯政府的宣传中,共产主义者被描述为破坏稳定的恐怖分子,但学界仍有人出于在这个阶级分化严重的社会对工人们的同情,或者仅仅是对国家暴力机器垄断篡改真相的不满,发出反对的声音。

  事实上,卡尔的担心并非全无根据。仅仅是失业的懊恼并不会让出自书香家庭的陈新阳来到这个破败的棚户区。如果弗拉基米尔没有离开文学领域的话,他会在朝花学社被关闭后,听到一系列似真似假的流言,以各种各样的版本讲述学社的主干成员如何在亚当斯,这个帝摩克莱斯共和国中最重要也最贫困的工业区,重组朝花学社,并继续研究散佚民间的各种古代资料,如同沙海淘金。同时也有各路消息称这些激进派对起义的谋划有了更进一步的行动,但弗拉基米尔作为一名行政官仅仅接收到了传言中有关激进派学者参与领导工人起义的部分。出于一种不希望好友被卷入政治浪潮的自我麻痹心理,他并没有将这个被传得愈加离谱的故事当真,但他仍然对陈新阳的激进和这家出现在文盲遍地走的厂区的书店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直觉。他将这种隐约的感觉归咎于自己的多虑。陈新阳经常光顾的这家书店的主要业务并不是售书,而是与阅读似乎有些联系,却又说不上应该是书店固有职能的茶饮和点心的出售,因此比起书店,这家名为朝阳书店的店更应该被称为是一家规模不大的茶馆。弗拉基米尔对这种休闲场所很熟,在各种描写中下层居民生活的作品里,总会有这种供人们在劳累的奔波中寻求放松的休息处,而在帝摩克莱斯共和国建立前的数年内战中,也的确有不少知识分子流亡至贫民窟寻求生存,在这个前提下,朝阳书店将休闲与文化结合在一起的确是一个很不错的创意。弗拉基米尔转而想到,书店里的几位常客似乎称自己除了某工厂的技工之外还有着其他被隐藏的身份,这些传奇故事时常在他们的闲聊中被提起,这种说不清是真相还是吹牛的闲话也成了弗拉基米尔寻找这家书店合理存在的证据之一。

  “看来的确是我多虑了。”弗拉基米尔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

  朝阳书店的布局的确可以说是赏心悦目,即使顾客们看不出二十世纪初中国风格的布置,也会对布局的干净利落大加赞赏。弗拉基米尔由此在第一次来到书店时就对未曾谋面的店主留下不错的印象,他一扫自己愿望落空的失望感——他虽身为警官,但此地一向治安混乱,本该负责维持秩序的官员们或盘踞一方或玩忽职守,这里也因此成了各种工人运动的多发地。二三一五年的五月起义几乎推翻政权,政府本该对工业区加强管理,但在上层官僚们一层层的扯皮瞒报和对公款的侵占过后,做出的措施仅仅是调任了一组青年官员担任管理工作,而这些几乎还是学生的年轻人甚至无法被他们的下级信服。弗拉基米尔一筹莫展,他发出的无数意见信均杳无音讯,在他几乎是挂名任职的赋闲生活中,他感到自己与流浪汉的区别仅仅在于一个住处和一份不多不少的工资,但同样每日在毫无意义的磨损中消耗生命。直到他在某一条小巷深处发现了这家书店,他感到他与那个早已远离的文学和知识的世界重新建立了联系。他此刻又成为了一名学生,一名学者,而非一名并无实权的警官。陈新阳对他的苦闷并不理解,弗拉基米尔在他面前的表现与执法者的身份完全搭不上边,甚至让陈新阳将他错认为另一名失业的学者,而陈新阳虽激进,弗拉基米尔却也同样只把他当做一名前来考察的历史学家,并没有想到他与即将用枪杆子夺取政权的革命党有什么联系。若干年后两个人会意识到这场误会是如何深重的一个错误,弗拉基米尔在被处决前会恍然回忆起这个曾经与他有过几次交集的旧友,至少他会有一个好的结局,他这样想着,也就在不甘中得到了几分宽慰。

  弗拉基米尔注意到尽管书店里到处张贴着“莫谈国事”的字条,但这里的顾客们却少有不涉及政事的话题。有关新禁令、有关政府中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斗争、有关某些地下革命党最近行动规划的亦真亦假的小道消息传递、交换、编织成了一张笼罩着整个帝摩克莱斯的巨大情报网。如此大量的信息或许会对卡尔的工作有帮助,弗拉基米尔想,他作为直属军队的国安局的一员,多少会比他有更大的执行权力,如果这些情报真的能帮助他的那位同伴完成任务的话,他也不是真的一无是处。

  “哈哈,真是无能——竟然要在这种旁枝末节寻找自我安慰——弗拉基米尔·马特洛索夫,你可是警长大人,却连自己的本职工作都做不好!”酸涩感涌上心头,弗拉基米尔最终还是没有继续为自己开脱。

  书店的老板是一名年轻女性,她的奇装异服往往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她身披呢布制成的厚重大披风,披风边缘有明显的烧焦痕迹,披风里是塑料布缝制的雨衣,像是一身野外生存者的行头。弗拉基米尔初次结识她是在一个周三的清晨。当时他在等待与他约定好时间却迟迟没来的陈新阳,他点了两杯茶过后坐在座位上一言不发读书,这一天是工作日,书店里只有弗拉基米尔一个人坐在靠窗的位子上。在一段时间的沉寂后,坐在柜台上无所事事的店老板主动开口搭讪,两个人这才真正相识。弗拉基米尔也曾在与陈新阳聊天时听他提起过这个奇怪书店的店老板,在他的描述中她是一名很热情的年轻人,有很多特别的业余爱好。这让弗拉基米尔想到卡尔,两个人大约会有话题,他想,他由此对她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但两个人一直没有机会真正聊些什么。因此这一次弗拉基米尔在等待陈新阳赴约的闲时他本想与她打声招呼,却没想到对方率先开口:

  “嘿,弗拉基米尔,你是叫这个名字对吧?早上好!”

  弗拉基米尔显然还没有准备好如何与一位新朋友做自我介绍。他慌忙从眼前的一本《百年孤独》中抬起头,胡乱回应了她。若干年后,在行刑之前他对这段对话的回忆会从这本魔幻现实主义的著作开始,或许是因为书中的行刑队、喊着自由派万岁口号的暴君、或者是飞走的黄蝴蝶和死去的三千起义者,他由此想起自己荒谬又再无法复现的人生,想起自己在初次阅读此书时没有想到自己竟会在这一系列的荒谬找到自己的结局,也会想起那一天陈新阳在一次约定里迟到了十几分钟,让他有机会与一位熟悉的陌生人开启对话。当时他的思绪被打断一时不知如何回应,只好提起那位失约的朋友的名字,他想起两个人认识,尽管他此时还不知道这个认识还有一层另外的含义。

  “啊,您好,您是陈新阳的朋友吧?”

  “你说小陈啊,当然是……啊,我想起来了,他昨天委托我告诉你,今天他临时有急事,可能要晚一点才能来。”

  “谢谢了。”弗拉基米尔打消了担心和略微的不满,向她道谢。

  “不客气不客气——你和他是一个学校的?我早就想认识你了结果你每次一来就和他聊上我连插话的机会都没有,你们两个关系还真够好的哈。”

  “我们两个的确是同学,但是在此之前我们就认识了,但后来因为我转专业的关系就再也没见到他……对了,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我叫刘趋翌,叫我刘就好。现在是周三,你也没有工作的吗?”

  “嗯……”弗拉基米尔沉默了,他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只好点点头。

  “好吧,这年头知识分子失业的也不少。这战乱年代的谁都不容易,能吃上一碗饭都是挺幸福的事情了。”

  弗拉基米尔听到她提起战乱,叹了口气,他想到对于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战乱会是更加刻骨铭心的创伤。

  “打仗……这实在是不把人命放在心上,胜败又能怎么样呢?我实在是不理解为了什么东西牺牲掉这么多人——这么多本该作为他人的亲人和朋友活着的人,有什么意义!”

  显然刘趋翌并没有理解弗拉基米尔的同情,她反驳他:“但他们总能找到打仗的理由。什么民族的荣誉啊,什么自由啊民主啊,什么阶级斗争和革命啊……”她看到当她提起阶级斗争时弗拉基米尔游离的视线回到她身上,她眯了眯眼作出愉悦的模样,“让他们打去吧,多好玩呀——为了什么革命的口号去屠杀,成功之后又成为新的压迫者,然后又有一批革命者冲上去……一切重新开始。”

  弗拉基米尔无言以对,刘趋翌看到他怅然的神色又忍不住笑起来,

  “好吧好吧,开玩笑的——我当然希望这样的事情永远永远不会再重复,这种荒诞的讽刺剧不要再有第二次机会在大地上出现了——不过谁知道呢。”

  “或许,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现实吧,永远比书中写的更加荒谬。”

  “因为现实是无逻辑的,人类是非理性的。”

  弗拉基米尔没有再说什么,他淡蓝色的眼睛里映出悲伤。

  刘趋翌歪头瞅着他,“这有什么好难过的?再怎么打仗我们不都还活着嘛。”

  弗拉基米尔只当这是安慰,他还不知道在数年后自己也即将成为这讽刺剧的主演之一。那时他会尝试找到这一切的开端,从最终子弹穿过他头颅的那一刻起,回溯到他开始用残酷的手段维持在革命赤潮中岌岌可危的政权的那天,到他在街上用手枪指着游行的带头人——他的知己陈新阳的那天,到他初次意识到自己的一无是处的那天,到他结识那位将会与他一同被悲剧摧毁的军官之子卡尔·蔡特拉斯的那天,到他作为一名新任警官,站在剥落水泥墙和电线交错的那条小巷对自己的未来满怀希望又迷茫的那天,他最终意识到自己失去的一切在最初就无法挽回,这座荒诞的镜中蜃影之城中的一个又一个百年将会无限次重复下去,而他将会在这一刻被飓风抹去,从世人记忆中根除,在已经注定好的轮回中再也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他并不悲伤于他的死,而是痛苦地发觉他自某一刻开始就从未活过。

  若干年后弗拉基米尔或许会猜到这个早晨陈新阳的去处,陈新阳日后也会回忆起那一天在黎明工会宣传组的秘密会议上,自己如何为他突然的失约感到愧疚。宣传组的负责人是一个名为薇妮拉·舒博兰登的瘦削少女,她灰色眼睛里的锐利光芒仿佛能穿透每一个人。薇妮拉看出陈新阳对会议有些心不在焉,她正在宣读接下来宣传组的任务,念到陈新阳的名字时,她刻意提高了音调:

  “陈新阳同志,您接下来的任务是在厂区内为工人们开展扫办夜校,地点是钢铁厂东北角的D号仓库,注意保密身份,不要暴露。”

  此时陈新阳还在思索如何向弗拉基米尔解释自己的失约,听到薇妮拉提起他的代号,回过神来像是上课走神被老师点了名的学生一样,连忙喊了声收到。薇妮拉瞥了他一眼,继续宣读各项大大小小的任务规划,陈新阳对她的轻蔑表现有些生气。在会议结束后,陈新阳仍在抱怨她的高傲自大,但他也并未因此对任务的分配有什么不满。薇妮拉在宣传上的能力的确值得敬佩,她的名字在工人们之间几乎成了黎明工会的象征,在这个逐渐觉醒的年代和革命的赤流一同流传。但和五月革命的领导者李星火不同的是,薇妮拉的行迹几乎完全不可捉摸。在李星火由于追捕不得不四处藏身之前,所有人都能轻而易举找到他,他也并不介意与他的同志们闲谈,或是交流一些他并不十分了解的话题。就算是在被全国通缉后,他仍然经常亲自给工人们写信,并由组织的其他人代为传达。没有人不因他的平易近人而对他大加赞赏。但薇妮拉——她的名字同李星火一样已经人尽皆知,她的演说能力也丝毫不比李星火逊色半分,作为一名宣传者,她却从来不会暴露她的行踪。没有人知道她在离开群众的簇拥后去了哪里,甚至就连在宣传工作中她也很少让他人知道她的真实姓名,几乎没有人知道她除了代号“极夜”之外的其他名字。她仿佛一个神秘的幽灵一般,永远在人群中心,却又永远不会靠近任何人。有反对者抨击她的这种行为仅仅是为了营造一种神秘感以便于神化自己,但即便如此她的计谋也实在是成功。这种神秘感让她的传说四处流传,也让她在人们心中的形象逐渐脱离了她本身,一个有着铁灰色眼睛的少女,而抽象化为革命的旗帜、黎明工会的喉舌、一切与神圣和未来有关的词汇的化身。

  但没有人知道薇妮拉做这一切的原因仅仅是她对整个世界的不信任。尽管她被人们所尊敬,尽管她在黎明工会中拥有的权力仅次于最高领袖,尽管她所负责的任务从未出现过意外,尽管完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正处于危险之中,她仍然对周遭的一切充满敌意。她竭力维持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完美形象,仅仅是因为她所在的组织,黎明工会,作为革命组织需要一个调动狂热情绪为己所用的神圣符号,而薇妮拉同样需要用群众羔羊般的追随来维持她的安全感。如果弗拉基米尔更早来到这个工厂林立的城市,更早发现那时还门可罗雀的朝阳书店的话,或许会看到薇妮拉坐在柜台前,和书店老板刘趋翌争论着什么时事问题。有时,他的故友陈新阳也会加入其中,这往往会让讨论成为薇妮拉和陈新阳的争吵及刘趋翌的煽风点火。在与弗拉基米尔的闲聊中,陈新阳偶尔也会提起自己这位性格古怪的上线,但他只说她是自己一位不太合得来的熟人。弗拉基米尔也没有想到陈新阳口中这位经常与他发生争吵的阴郁女孩,会是他日后最大的对手和死敌,甚至,在面对行刑队时,他生命的最终回顾里,他都没有发现二者之间有任何联系。但那时他或许会想到陈新阳那天的失约,那只可能是参加了某次黎明的紧急会议。陈新阳那天的解释并不算撒谎,只是当时的弗拉基米尔并没有想到陈新阳计划的扫盲活动会是出于黎明工会的安排。在面对行刑队时,弗拉基米尔会想起,当他提出帮忙时陈新阳犹豫了一阵子,最终答应下来。

  陈新阳会后悔在那一天同意弗拉基米尔的请求,他那时甚至抱有让弗拉基米尔加入革命的幼稚期望,这也因此让他在二人反目后将对方当做叛徒。

  “如果你真的愿意加入的话,”他当时这样说,“那么我当然欢迎我的同志咯。”

  “真的吗?那,谢谢阿阳。”陈新阳回忆起当时弗拉基米尔这样笑着回答他。多年后,当陈新阳试图遗忘弗拉基米尔这个叛徒时,也常常想起他的笑容像春风一般温柔令人无法忘怀,他无法相信这一切都是弗拉基米尔作为政府走狗规划的骗局,正如同弗拉基米尔不愿意把与他为敌的陈新阳当做伪善的暴徒一样。尽管这两位曾经的年轻人竭力挣扎,他们最终还是被命运或者其他什么东西束缚,而无法再向对方迈出哪怕一步之遥。但那已经是在枪声响起之后的事情,至少对此时书店中面对面的两位青年来说,那还太远太远。

  卡尔还并不知道自己的警官朋友又从哪里揽了什么不属于他本职工作的杂活,但他也早就成了朝阳书店的常客。正如弗拉基米尔的预言,卡尔与书店老板刘趋翌十分合得来,但他仍然对书店的平和氛围不是很习惯。因此,当他出现在书店时,往往仅仅是和刘趋翌打个招呼,两个人就一同出去闲逛。尽管弗拉基米尔并不保证自己比卡尔和刘趋翌中的任意一个人更加敬业,但他的空闲并不出于他本意,而这两位玩忽职守的青年显然完全忽略了自己的本职工作,这让弗拉基米尔感到些许不满。他从一开始就对卡尔的印象很好,卡尔的屡次翘班让他感到有些失望。

  “他究竟还上不上班啊,怎么天天都往书店跑。”当卡尔又一次把刘趋翌招呼走之后,弗拉基米尔叹了口气,对陈新阳说。

  陈新阳打趣道:“沃洛佳还是不要多管闲事啦——你看这地方的治安还需要管理吗?你还是见得少,来这边的官员一个个比他还闲,像他这样不到处惹事的已经很不错了。”

  “那是你没见到他喝醉之后在路边和流浪汉打架!”弗拉基米尔摇摇头,“我过去劝架,他把我也打了!”

  “啊,我还记得那天。”陈新阳说,“那天我等了你一整晚,向人打听说你和人打架了,我还不相信,我说你怎么可能和人打架呢。后来怎么样了?”

  “还好,最终卡尔带我去了医院。”弗拉基米尔说,“事实上我更希望他把和他打架的那个人找到,至少给他安排个工作。”

  “你一向是这样,一点都不考虑自己。”陈新阳笑着,“没怎么伤着吧?”

  弗拉基米尔点了点头,接着像是想起了什么愣了一下,自言自语道:“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风餐露宿的,多冷啊……”

  在那次不算愉快的偶遇过后,弗拉基米尔经常会想起自己在路边见到的那张不算熟悉的面孔。他会想起西伯利亚的天气渐凉,会担心他是否找到归宿。但就像弗拉基米尔不理解那个和他只有一面之缘的流浪者,为何宁可流浪也不接受安排找到一份稳定的生活来源一样,那个叫维克多的自由人也并不明白,究竟是何种自以为是的无知,会让弗拉基米尔觉得做一枚不知疲倦的螺丝钉是比四海为家更加幸福的事情。维克多独自在西伯利亚的冷灰色天空下流浪了二十余年,因此比这里的任何一个寒冬更为淡漠,他见过战争也见过背叛,因此把暴力当作游戏。当弗拉基米尔火急火燎地将正在斗殴的他和卡尔拉开时,他感到扫兴又疑惑,而喝醉的卡尔将这当成一种玩笑并没有停下动作,事故就此发生。直到弗拉基米尔由于执意劝阻伤得比两个斗殴的参与者更严重时,维克多对这场闹剧彻底失去了兴趣,在夜色和混乱中脱身。自那次之后,他对弗拉基米尔就留下了并不算好的印象,但弗拉基米尔似乎执意要解决他的食宿问题。维克多明白他的接近完全出于善意,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感到这种没完没了的纠缠十分令人厌烦和不解。他见过太多与弗拉基米尔一样的理想主义者在来到这个充斥着混乱的大染缸里逐渐迷失,他感到无趣,这种戏码重复太多次之后也就失去了它本该有的讽刺意味。对于弗拉基米尔这种满怀热情的自我感动他暂时束手无策,随他去吧,维克多这样想,这个不切实际的幼稚鬼总会明白的,帮他认清现实并不是谁的责任,没有人应该刻意帮他,但真相比寒风更为残酷。

  “那卡尔天天翘班都去干什么了?难道他就光喝酒打架?”在流浪者与街头斗殴的话题结束后,陈新阳有些好奇地问起。

  “唔,或许,听他说他很少干违反纪律的事情,大多数时候也就是和朋友出去逛逛罢了。”弗拉基米尔回答。

  “或许是和廖丽娅吧。”陈新阳想了想,“我倒是有听说她最近天天在和朋友出去喝酒。”

  “那是谁?”弗拉基米尔问。

  “廖丽娅·苏里科娃,也是我在这认识的朋友,”陈新阳说,“像是小说里写的豪迈的苏联人。”

  “是的,”弗拉基米尔说,“她有着一个苏联名字¹。”

  弗拉基米尔想,如果这位苏里科娃小姐的性格能和书中的保尔·柯察金有几分相似的话,他倒是很想认识她。


[1]:“Лелюя”一名来源于俄语“列宁爱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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